我出生的地方，是沂蒙山腹地一个被群山围住的小村。两条小河从村中穿过，最后汇入东边的水库。水库的水在晴天里泛着细碎的银光，岸边的树林静得能听见风穿过叶子的声音。春天麦苗绿得发亮，秋天大豆黄得晃眼，一年两熟，土地从不辜负人。可再美的山水，也挡不住年年旱季里土地的裂口。庄稼蔫了，人心也蔫了，唯独水库的水位线，一年比一年低。
学校是村里唯一用石头垒起来的建筑。教室是石头，院墙是石头，连脚下的路也是石板铺的。老师说，这是就地取材，也是就地取命，大山给了石头，我们就用石头托起孩子的未来。
预备铃是那口挂在老槐树下的铜钟，铁链连着粗绳，老师伸手一拉，钟声便撞碎山间的寂静。我们疯跑进教室，坐得笔直，先唱一首歌，再翻开课本。窗外的酸枣树伸着枝桠，叶子被风翻得哗哗响，偶尔有鸟雀落在枝头，歪着头看我们读书。
山路两旁，牵牛花缠着石头缝开，红的、白的、紫的，早晨张开喇叭，傍晚就合上，像山里人沉默的作息。酸枣树更野，墙根下、石缝里，只要有一点土就能活。它的刺扎手，果实却酸甜，我们爬透明崮时总摘几颗，含在嘴里，涩味过后是淡淡的甜。山泉水从石缝里汩汩流出，捧一口喝下去，凉意顺着喉咙滑进心里，仿佛能洗掉所有疲惫。
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每天踩着石板路去上学，是在走一条通往山外的路。班里总有一两个孩子，靠着书本里的字句，一步步走出了大山。他们像牵牛花，借着一点光就拼命向上爬，直到爬过最高的山梁，看见外面的世界。
如今我住在城里，爱人带孩子去爬山，我总推说累。不是真的累，是心里清楚，我爬过的山已经够多了。小时候每天上下学三趟山路，鞋底磨穿了好几双，如今再踩碎石路，脚底发虚，仿佛那些山路早已长进骨血里，成了身体的一部分。
村里早就空了。年轻人搬去了城里，老人守着老房子，山被开成了石料场，卡车日夜不停地运走石头，也运走了大山的筋骨。那口铜钟早就不响了，老槐树还在，只是树下再没有奔跑的孩子。
人这一生，总在告别。告别故乡，告别童年，告别那些曾经以为永远不会消失的东西。可有些东西是带不走的，比如山风里的钟声，比如酸枣的酸甜，比如石板路上踩出的脚印。它们沉在记忆深处，像水库里的水，表面平静，底下却藏着整个村庄的重量。
我们终究是走远了，但大山一直在那里，沉默地，等着每一个回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