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林铃锦】
在将近18个月的时间内，加州一名化学工程师持续往同事的水杯里投放镉。
投毒者徐大卫（音）后被判两年的缓刑刑期（two years of probation），并最终只被羁押一天。
今年3月，其缓刑刑期期满后，他依据加州的犯罪记录清除法规，向法院申请正式撤销这项重罪定罪。
袁蓉（音）因此决定公开这段此前未披露的投毒监控视频。
综合《旧金山标准报》报道，涉案两人都是冶金学家，受过专业训练，研究金属元素的物理与化学性质，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材料科学家罗伯特·里奇的实验室取得博士学位。
2017年1月，袁蓉入职伯克利工程与研究公司（BEAR），这是一家法医工程机构，徐大卫在这里是唯一的材料表征专家。
袁蓉回忆，她在BEAR第一次和徐大卫打交道时气氛就很紧张：徐告诉她，不许使用公司的材料表征实验室。她当时猜想，对方或许担心她弄坏设备。
这次接触让袁蓉心里很不舒服。“我当时就决定，尽量不和他产生交集，”她说，“我只管做好自己的工作，他想怎么样随他。”
几周之后，袁蓉的不适症状开始出现。一开始只是干呕、脱发，之后发展为持续性呕吐，口中一直有酸涩异味。
2017年7月的一天，她醒来喝了几口自己水杯里的水。“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快要死了。”她回忆道。邻居紧急把她送进急诊室。同年10月，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两次。
到2018年末，她反复住院，健康持续恶化，不停呕吐，经常无法上班。父母从中国赶来陪伴她，担心她的病会危及生命。她甚至专程飞回中国求医。她一度担心自己患上胃癌，但胃镜检查并未发现异常。
2018年11月27日，她给团队发邮件，说自己又开始呕吐，无法到办公室。
徐大卫回复：“在家休养，等好转再来上班，不用急着过来。”还对她的症状给出一个推测：“我觉得BEAR办公室发霉了。”
2019年1月，袁蓉在办公室喝了一口桌上水杯里的水，熟悉的不适感再次袭来。“我要死了。”她当时心想。
当天晚上，袁蓉母亲拿起这个水杯喝水，尝到一股怪异的酸味。直到这时，袁蓉才怀疑有人在她水里动手脚。
她下单购买了微型摄像头。
2019年2月11日，袁蓉把摄像头装在办公桌旁的墙上。上午11点04分，徐大卫走到她桌边，摄像头近距离拍到他的脸，还有手臂伸向水杯摆放位置的动作。
第二段视频拍摄于3月4日，画面中徐大卫从一个白色小容器里倒出物质，混入袁蓉的水杯。大约30秒后，他折返回来，转动水杯，随后离开画面。
第一次看完录像，袁蓉说：“我浑身血液都冻住了。我数次离死亡那么近，差一点就没命。我不能放过他。”
当天，她就把所有证据交给警方。
徐大卫随后被控谋杀未遂以及投毒，于2019年3月被逮捕。
伯克利警察局的一份报告显示，一年多时间里，徐多次将有毒重金属镉投入袁蓉的食物与饮用水中。
检验报告显示，袁蓉水杯内检出的镉含量最高达到美国饮用水联邦限值的350万倍。由于其母亲曾拿水杯盛水烹饪，其父母体内也检出镉。
镉在人体中的半衰期为16至30年，长期接触可导致癌症、器官损伤和骨骼疾病。
镉中毒还可引起严重恶心、腹痛、灼烧感、呕吐、肌肉痉挛、头晕、休克、失去意识和抽搐等症状。
徐大卫
此后四年间，案件在法庭搁置，41岁的徐大卫一直未被收押。
徐大卫还聘请知名刑事辩护律师朱莉娅·杰恩。被捕后，律师提交保释申请，称指控只是“孤立的职场纠纷”。杰恩还附上11封来自徐大卫妻子、朋友、老同学的推荐信，部分信件行文如同求职推荐函：“我很荣幸为徐大卫撰写推荐信”；另一封写道：“我高度认可徐大卫，坚信他能够应对未来任何挑战。”
法官设定200万美元保释金，徐大卫缴纳保释金后获释，佩戴GPS监控。同年4月，加州总检察长泽维尔·贝塞拉代表州工程委员会提交动议，称徐大卫“受过专业训练，是手段异常老练的刑事被告人”，“工作中接触多种化学试剂”。法官采纳总检察长的意见，案件审理期间，暂停徐大卫使用加州工程执业执照。
随后数月，法庭给予徐大卫越来越多宽松待遇。7月，允许他每周外出6小时，接送女儿上芭蕾和体操课。10月，增加周日额外6小时外出时间。2021年6月，批准他“额外一天陪伴孩子”。9月，允许他每日额外外出两小时。11月，他申请解除居家监禁获得准许。2022年4月，获准在美国境内旅行。
2023年，帕梅拉·普莱斯当选当地的阿拉米达县地方检察官，竞选主张是减少监禁。后来她遭到选民罢免，部分原因就是她给出的认罪协议量刑过于宽松。
徐大卫原本最高可被判在加州州立监狱终身监禁。但2023年9月，在普莱斯任检察官的团队给出的认罪协议下，徐大卫对单项投毒罪名作出“不抗辩答辩”，获一年重罪缓刑，已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不抗辩答辩在法律效果上等同于定罪，但不代表被告人承认犯罪事实。
这份协议连法官都感到震惊。在2024年徐大卫的量刑听证会上，法官评价，“综合本案全部案情来看，这份协议的宽大程度超乎寻常”，并将缓刑期限加倍至两年。
按照加州法律，缓刑（probation）是刑法上的一种刑罚制度。法院在刑事审判中，根据被判处刑罚的罪犯的犯罪情节和认罪表现，规定一定的考验期，暂缓刑罚的执行。如在考验期内，满足一定的条件，原判刑罚将不再执行的一种制度。因此，简言之，缓刑是有条件地不执行所判决的刑罚。
心力交瘁之下，袁蓉最终不再反对这份认罪协议。2024年3月量刑庭上，金伯利·科尔韦尔法官判令徐大卫不得靠近袁蓉及其父母，同时温和告诫：“请不要再接触任何有毒物质，永远不要。”
庭审记录显示，袁蓉原本索赔近50万美元赔偿金。法官最终判令赔付7058美元，依据是徐大卫律师提交的毒物学家报告，报告认为镉中毒不会造成长期健康损害。
袁蓉称这份报告的科学依据存在缺陷。她曾考虑提起民事诉讼索赔，但咨询律师后打消念头：这类诉讼耗时漫长、成本高昂，很可能拿不到赔偿。
徐大卫已于今年3月缓刑期满。10月19日，他将向阿拉米达县法官申请撤销重罪定罪，这一程序通常被称为犯罪记录清除（expungement）。
徐大卫已于今年3月服完两年缓刑刑期。加州法律规定，只要缓刑人员完整履行全部缓刑条件，就有权申请清除犯罪记录。
加州上诉法院判例认定，除非罪名属于法定排除清单，法官不得驳回申请；投毒罪不在排除范围内。记录清除不等于案件彻底抹除：执法系统仍可查到徐大卫的被捕与定罪记录，如果他今后再犯新罪，这份前科依然可以作为指控依据；申请州执业执照时，他仍有义务主动披露该记录。
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没有回应采访请求，但法庭卷宗显示检方正在抗辩这份撤销申请。袁蓉有权在下周听证会上陈述意见，她计划到场。
徐大卫本人及其代理律师均未回应采访请求。
两人的工作地谷歌地图实景
袁蓉此前从未就本案公开发声，如今她愿意站出来，公开监控录像。
她说视频记录了徐大卫动手篡改她饮用水的画面。“司法体系已经辜负了我，”她说，“这是我最后的办法。”
袁蓉表示，镉中毒给她留下长期健康损伤，无法全职工作。她认为徐大卫受到的惩处远远不够。她最担心的是，如果申请获得批准，未来雇主做背景调查时，将查不到徐大卫的这份犯罪记录。
袁蓉近期发表论文，研究她与父母因镉中毒承受的长期健康损害。
她将这篇论文献给已故的父亲。老人去年78岁，因心力衰竭离世。“中毒之前，父亲高血压控制稳定，每天步行6英里，还能扛50磅大米上二楼。”她在论文里写道。到去年下半年，父亲已经卧床不起，无法进食。
她希望这份研究能够帮助医生更早识别镉中毒征兆，避免悲剧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不让同样的事再发生。”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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