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武汉军区驻地，一位老红军看着手中的授衔结果，肩章上是两杠四星的大校标志。来探望他的林维先却坐不住了。论革命资历，论战场功劳，这个结果都显得格外刺眼。
林维先曾是罗厚福身边的通讯员，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两人的身份变化，恰好把罗厚福一生的曲折经历，清清楚楚地摆在了人们面前。
“这个军衔，对你不公平。”
林维先说得直接。罗厚福没有争辩，只是笑了笑：“军衔嘛，说明不了全部。”
这句话听起来轻描淡写，背后却压着二十多年风雨。罗厚福并非没有资格，而是他的革命道路，几次被意外打断。
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向川陕方向转移。罗厚福奉命留在鄂东北坚持斗争。主力一走，敌人很快集中兵力进入根据地腹地，鄂东北游击队遭到严重打击。
罗厚福身负重伤，部队也损失很大。那时的处境非常艰难，郑位三只能交给他13发子弹，让他重新组织力量。没有完整编制，没有充足武器，甚至连固定落脚点都难找。
可罗厚福没有散掉队伍。他带着这点家底，在山间继续寻找敌人的薄弱处。只是，红军干部的成长往往与部队番号、任职经历密切相关。一次被留下打游击，便可能错过一次关键调动，也可能错过一次晋升机会。
更大的波折发生在1935年。鄂豫皖根据地开展肃反，一批同志受到牵连。罗厚福性格耿直，看不惯无原则地扩大打击，曾为二十多名同志求情。结果，他自己也被扣上了严重罪名。
按照当时的处理方式，罗厚福一度面临被处决的危险。偏偏就在这个关头，国民党保安团突然向根据地发动进攻。负责审查的人不熟悉作战，只能暂时放出罗厚福，让他带队迎敌。
战场上没有给他留下解释的时间。罗厚福迅速组织游击队，抓住敌军行动迟缓的机会，成功将其击退。仗打赢了，他的罪名却没有随之消失，死罪虽被免除，却被安排去挑担子。
这段经历十分沉重。一个刚刚在战场上证明自己的干部，转眼间成了运输队里的挑夫。后来，随着张国焘在鄂豫皖的错误逐步暴露，罗厚福才恢复军队干部身份，但耽误的时间已经无法追回。
全面抗战爆发后，罗厚福编入新四军，曾任第五师第十四旅旅长。抗日战场给了他重新施展才干的机会，他也逐渐担任团级以上职务。遗憾的是，早年那些中断的履历，已经在档案中留下了难以消除的空缺。
解放战争时期，他又一次没有进入中原野战军主力序列，而是奉命返回大别山坚持斗争。大别山环境险恶，部队常常要在敌人封锁中求生存。罗厚福熟悉当地情况，留下来有现实需要，却也意味着他再次远离了主力部队的晋升通道。
新中国成立后，罗厚福在湖北工作。一次军需物资调配中，他发现有人借战时调拨之名，擅自处理物资，便向上级报告。问题牵涉到军区内部一些干部后，矛盾随即集中到他身上。
有人指责他借机打击报复，还翻出他早年受到审查的经历。调查处理没有完全还原事实，罗厚福反而受到降级处分。正是这次处分，直接影响了1955年的授衔。
授衔工作看重资历，也看重任职层级和现实职务。罗厚福虽是老红军，战斗经历并不少，但早年受挫、长期地方工作以及建国后的降级，使他的综合评定受到影响。于是，在1955年首次授衔中，他被授予大校军衔。
这在开国将领中极为少见：一位资历深、战功实的老红军，军衔却低于许多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干部。林维先就是其中之一。过去，林维先是他的通讯员，罗厚福还曾帮助他转入红二十八军，从而走上了另一条军旅道路。
军衔不能替代历史，但确实会留下清晰的层级差别。林维先后来被授予中将，罗厚福却仍是大校，这种反差并不是能力高下造成的，更多是个人经历与时代变动交织后的结果。
1961年，军队对部分干部的军衔进行调整，罗厚福被晋升为少将。这个迟来的结果，既是对其革命经历的重新确认，也说明早年的特殊遭遇并未永远遮住他的功劳。
不过，罗厚福对军衔始终看得很淡。他没有因为1955年的结果四处申辩，也没有因为后来晋升而刻意张扬。对他而言，最重要的始终是队伍能不能保存下来，任务能不能完成，身边的同志能不能活着走出战场。
林维先曾说起那段往事，罗厚福只是摆摆手。那句“不就是个军衔嘛”，并非真的毫不在意，而是一个久经风霜的老兵，对个人得失所作出的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