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江西于都，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渡过于都河。站在队伍中的，有后来成为元帅、上将、中将的将领，也有即将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师长。那时，他们的身份还不是后来熟悉的军衔，而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前线指挥员。
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时，下辖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军团之下，共有12个主要师。师长人数不算多，却分布在开路、突击、掩护和后卫等关键位置，承担着部队能否保存下来的重任。
红一军团的三个师，分别是红一师、红二师和红十五师。红一师师长李聚奎，长期负责重要作战任务，部队行军时，他往往要在最紧张的地段作出判断。红二师师长陈光，同样是红军时期颇有名气的战将。
红十五师师长彭绍辉，后来也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重要将领。这个师存在时间不长，编制几经调整，但彭绍辉在长征中的表现并未因此被忽视。三人都走到了革命胜利之后，李聚奎、彭绍辉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陈光则于1954年去世，未能参加授衔。
红三军团的三个师，常被视作彭德怀手中的突击力量。红四师师长洪超，是其中最早牺牲的一位师级干部。1934年10月20日，他在江西信丰百石村一带作战时中弹牺牲，距离中央红军踏上长征道路不过数日。
洪超牺牲后，红四师继续承担作战任务。红五师师长李天佑、红六师师长曹里怀，则完成了长征，并在之后的战争中继续担任重要职务。1955年，李天佑被授予上将军衔，曹里怀被授予中将军衔。两人的军衔不同，和后来的任职经历、所在岗位都有关系，并不能简单用早年战功衡量。
有一次，部队讨论行军安排时，指挥员之间常说的一句话是：“前面要顶住，后面更不能乱。”这并非书面口号，而是长征中极现实的要求。部队一旦失去后卫，主力就可能被追击部队截断。
红五军团正是承担后卫任务的重要力量。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早年参加过秋收起义，长征后又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则在湘江战役中负责掩护部队突围。
1934年12月，湘江战役进入最惨烈阶段。陈树湘率部在广西全州、道县一带阻击追兵，部队伤亡严重，他本人腹部受伤后被俘。面对敌方威逼利诱，陈树湘拒绝屈服，最终壮烈牺牲。因此，他没有等到革命胜利，更没有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的授衔。
红八军团下辖红二十一师和红二十三师。红二十一师师长由军团长周昆兼任，周昆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离开部队，具体去向长期没有确切结论，因此没有参加1955年授衔。红二十三师师长孙超群则活到了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孙超群的军衔有时会引起疑问。红军时期的职务，并不等于后来授衔时的等级。授衔要综合考察建军资历、战争年代的任职、建国后的职务以及实际贡献，不能只看一个人是否担任过师长。红军师长后来授予少将，并非绝无仅有。
红九军团的红三师由军团长罗炳辉兼任师长，红二十二师师长是周子昆。罗炳辉在解放战争尚未结束时，于1946年6月21日因病逝世，未能参加授衔。周子昆则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的突围过程中遇害，也没有等到授衔时刻。
这样看，12位师长的结局各不相同：李聚奎、彭绍辉、李天佑、陈伯钧成为上将，曹里怀成为中将，孙超群成为少将；陈光、罗炳辉、周昆、周子昆未获军衔，洪超、陈树湘则牺牲在长征途中。那支从赣南出发的队伍，留下的不只是后来授予的军衔，也包括许多没有等到授衔日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