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三年。

深圳,城边,向阳路。

路尽头有一家台球厅,六张案子,柜台后头挂着一块木板,上头用粉笔写着小时价,两块。阿虎每天下午五点到,搬一张塑料凳坐在门口,坐到夜里十二点。

“虎哥,进屋坐吧,外头蚊子多。”柜台后头卖票的姑娘跟他说过好几回。

“这儿看得见。”

“你看得见什么呀,这条街上晚上连只猫都没有。”

“看得见路口。”

“虎哥,你一个月拿多少钱?”那姑娘问过他。

“管饭,一个月五十。”

“五十你还天天坐到十二点。”

“东家让我看到十二点。”

那天夜里十一点多,一辆面包车从向阳路那头过来,车速快,车头顶着路灯杆闪了一下,直接往后头的空地上扎。空地边上有一道排水沟,半米宽。阿虎从凳子上站起来,几步走到车头前头,两只手往下压,喊他停下。

车没停。司机往左打方向,前轮压过沟沿,车翻了。

“你站这儿干什么的?”司机从车窗里爬出来,满脸是土,蹲在地上起不来,“你站那儿,我怎么停车?”

“我两只手往下压,你没看见?”

“看见了,我踩不住。”司机说,“你站那儿就是找死。”

阿虎没接话。他走过去,把车窗上碎掉的那半块玻璃往下推了推,让车里的人能喘上气。

车上一共两个人。司机自己爬了出来,另一个腿卡在座椅和车门中间,出不来。后来医院说,那人的小腿折了。

“你拦他干什么呀?”卖票的姑娘跑出来,声音发抖。

“我让他停。”

“他不会听你的。”

“他不听我也得站那儿。”

第七天上午,台球厅门口来了三个人,是折腿那个人的家里人。领头的四十来岁,两只手按在柜台面上。

“那个叫阿虎的,人还在不在?”

“不在。”

“你给他带句话。”那人说,“五万。五万拿出来,我们就不闹了。”

“五万要得多了吧?”跟在后头的那个人小声说了一句。

“多什么。”领头的说,“我托人问过了,接骨、住院、躺着不能上工,加一块就是这个数。”

“他人不常来。”

“我知道他不常来。”那人把手掌从柜台上收回去,“他在这条街上,他跑不了。”

第十四天,那家人又来了两个,这回站在门口没进来。

“医院的数出来了。”

“多少?”

“八万。”那人说,“床位一天八块,药钱另算,接骨还有一笔。我们不是要讹谁,这是医院开的数。”

“数怎么涨得这么快?”

“不是我们要涨,是医院那边的数一天一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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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天,那家人的一个亲戚从外头回来,改了口。

“钱先放着,先把他送进去。”

“送进去,钱谁出?”家里有人问他。

“他进去了,他家就得拿出来。”

第二十五天,数定在了十万。

“十万我们拿不出来。”那家人自己也在为这笔数犯愁。

“拿不出来也得拿。”那个亲戚说,“车是他拦翻的。他在哪儿站着不行,非得站在车头前头。”

“我们家一个月进项不到一百二。”那女人说,“十万块钱,我就是把家里东西全卖了也不够。”

“不够也得有个说法。”

乔巴那阵子常往医院跑,加代一个老客户的母亲住院,他隔天去一趟送东西。那天他从病房出来,在走廊里听见两个人在说话。

“向阳路那个挡车的,听说要十万。”

“他挡什么车。他就站那儿伸了伸手。”

“那也是条命,听说他在门口站了一夜没走。”

“站一夜有什么用,腿是他赔得起的?”

乔巴回来把这话学了一遍。加代正在擦一块表壳,听完把绒布放下了。

“那辆车是怎么回事,折腿那个又怎么样了,你说说。”

“车是他们自己的,司机自己打的方向,这个走廊里的人都这么说。”乔巴说,“折腿那个,接骨的钉子打进去,两个月才能下地。”

“东家,那家人在医院那边不好过。我听打扫的阿姨说,那女人在走廊的长椅上坐过一宿,怕回去赶不上第二天早上查房。东家,这事跟咱们没关系,那个人连您叫什么都不知道。”

“他叫阿虎。”加代说。

“您怎么知道?”

加代没答。他把桌上那块表壳翻过来,看了一眼机芯,又扣回去。

加代那天夜里没睡好。

他跟阿虎只见过一面。一九九一年秋天,城西表行,堂屋门口那道门槛,那个人站在门槛里头半步,半个钟头,一步没出。加代那天也在门槛外头站过,看了他一会儿,留了一句话就走。两个人连一句正经话都没说过。

他为什么想起管这件事,他自己也说不清。他就是记得那个人看他的时候眼睛是平的,不躲,也不压过来。

过了两天,加代让兄弟马三带五万去那家人家里。马三把布包放在院里的石桌上。

“钱放这儿了。”

“谁的钱?”

“我们东家的。”

“拿回去。”那天来台球厅的那位把布包推回来,“谁的钱我们都不要。”

“这钱不是赔给你们的,是给医院垫的。”

“医院我们自己想办法。”那人说,“你们东家是谁?我们不认识他。”

“他认识你们。”

“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那也不算认识。”那人把布包往桌边又推了一寸,“你拿走吧,别搁在这儿。搁在这儿,我夜里睡不着。”

“你们东家是干什么的?”那人的媳妇在门口问。

“做点小买卖。”

“做小买卖的能一下拿出五万?”

“做小买卖的也有朋友。”马三说。

“你们东家出这个钱,是不是想让我们不告了?”那人又问。

“告不告你们自己定。”马三说,“钱跟告不告不挨着。”

“那更不能收。”

马三把布包抱回来的时候,绳子还是他自己系的那个样子。

第三天下午,加代自己去了。

那家人住的是城边一个院子,院墙不高,墙根底下堆着半垛砖。加代进去的时候,院里晾着一排衣服,一件大人的褂子,两件小孩子的。屋门开着,屋里有人在小声说话。

加代在院子中间站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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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出来一个人,四十来岁,出来的时候顺手把门带上了。

“你找谁?”

“我不是来要说法的。我来看看孩子。”

“我们家没什么好看的。”

“那你是来干什么的?”那人往前一步,两只手扶住门板,“钱我们不要,人我们自己告。你走。”

“你弟弟的腿,能好。”

“用不着你说。”那人说,“我弟弟二十七岁,在厂里开车,一个月挣一百六。腿好了以后厂里还要不要他,谁知道。他媳妇怀着孩子,四个月了。这话我跟谁说去?”

门关上之前,加代看见屋里有张小桌子,桌上摊着一本作业本,本子上压着半支铅笔。

过了两天,阿虎走到向阳路的巷口,被人堵住了。那家人来了四个。

“你还有脸站这条街上?”

阿虎站住了,两只手垂着。

一拳打在他脸上,他退半步,又站住。有人一脚踹在他膝弯上,他单膝跪下,用手撑住地,又站起来。第三下打在胸口,他后退两步,后背抵在墙上,还是没抬手。

“你倒是还手啊。挡车那会儿你不是挺横的?”

巷口卖水的老太太喊了一声,那四个人骂了两句,走了。

阿虎蹲下去,把地上掉的一只鞋捡起来,穿上,走了。

“虎哥,你脸上怎么了?”回到台球厅,卖票的姑娘吓了一跳。

“巷口地上有石头。”

“石头能摔成这样?”

“他为什么不跑?”马三那天在铺子里问。

“跑了,那家人拿不到钱。”乔巴说。

“他跑了他的事,跟那家人有什么相干?”

“那家人认准了他。”乔巴说,“他一跑,那家人就白等。他站在这儿,人家打他一顿,心里那口气才落得下来。他自己也认这个,那车是躲他才翻的。”

“那家人也不是坏人。”马三说,“男的我去看过一趟,蹲在砖厂门口吃饭,一盒饭分两顿,菜汤留着晚上泡饭。他就是想给他弟弟要个说法。”

“他们家里什么情况?”

“我打听过了。”马三说,“男的在砖厂干活,一天三块五。女的在家做饭,早上稀饭配咸菜,中午一个菜,晚上把中午的菜汤兑上水煮点面。家里一个男孩,十一岁,在城边那所小学念三年级。”

“住院的钱还差多少?”

“三万七。”乔巴说,“他们已经跟两个人借过了,一个借了两千,一个借了一千五。借条写的是那女人的名字,按的手印。”

“邱明呢?”加代问。

“邱明两头跑。”马三说,“今天到那家人家里说阿虎想赖,明天到台球厅门口说那家人要十万。两边他都搀着,两边他都想让人谢他。”

“他图什么?”

“他不图什么。”马三说,“他就图两边都记着他的好。这种人你给他一口水,他能给你说出十句好话。”

“阿虎那几天在哪儿?”

“还在台球厅门口坐着。”乔巴说,“东家让他歇两天,他不歇。他说他要是歇了,那家人找不着人,火更大。”

“阿虎一个月拿多少?”

“管饭,一个月五十。”乔巴说,“他把这五十块分成两份,一份吃饭,一份攒着。攒了快两年了。”

“攒着干什么?”

“他没说过。”

加代在铺子里坐了一会儿。桌上放着一串车钥匙,钥匙上挂着一块小木牌,是修车铺送的。

加代把手里的车钥匙在掌心攥了攥。

“都上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