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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闹房的人刚散，笑声顺着土墙根越走越远。

我没敢往床边去，蹲在门后，手心把裤缝攥得发潮。

红烛烧得噼啪响，灯花爆了一下，我的肩膀跟着一跳。

床是我自己攒了半年料打的，榫头严丝合缝。春兰坐在上头，等了半晌不见我动，连床都没吱呀一声。她抬手把挡眼的红布扯下来，往膝头一扔。

“怎么？还要我八抬大轿抬你啊！”

她嗓门不高，却像刨子贴着木头刮过去，一路带着火星。

我知道该站起来。从门后到床边不过五六步，白天我扛着一架柜子都走得比这远。

可我先想到的是窗外。万一墙根下还蹲着没走的人，明天一早，这屋里的动静就能传遍全村。

后背往门板上一靠，没插稳的门闩咯吱晃了一下。

春兰起身走过来，朝我这边伸手。

我以为她要动手，猛地缩起肩膀，后脑勺磕在门板上，闷响一声。

那只手在半空停住，转去按住晃动的门闩，一下推进槽里。

咔嗒一声，屋里静得能听见烛油往下淌。

“你以为我要打你？”

我没敢答。她脸上那点带刺的笑收得干干净净，低头看着我，等着。

“我……”嗓子发干，我咽了口唾沫，“我怕明天被人笑。”

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说坏了。

“笑你什么？”她问得很慢，“笑你娶了我？”

“不是。”我手指抠着地上的土缝，“村里人都说你厉害。我又没什么家底，要是在你跟前抬不起头，人家就会说……”

“说什么？”

“说我是靠女人养活的。”

这句话落地，我自己先烫了脸。

春兰短短地笑了一声，听不出高兴。

“我还当你是嫌我凶。”她在我面前蹲下来，两个人的眼睛平了，“我只问一句，娶我，丢人吗？”

她没哭，也没拿委屈压我，偏是这平平的一句，让我连躲都没处躲。

我想说不丢人，舌头却先打了结，冒出来的是：“媒人说，我这样的，也没别的办法……”

话没说完，我恨不得把舌头咬下来。

春兰眼皮一抬：“没办法？”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是哪个意思？”

屋里没人催，反倒比挨骂更难熬。我盯着自己的鞋尖，听见心跳一下一下撞在耳朵里。

“去年秋天，粮站卸车。”我终于开口，“你一个人扛着麻袋走跳板，脚底下一点不晃。我在边上看了半个钟头，心想，要是能跟这样的人过日子……”

我吞了半截，又接下去：“可我又怕，别人说我配不上，更怕说我吃你的。”

春兰没打断我，等我说完，才抬手用指节敲了敲门闩。

“我扛一麻袋挣几厘钱，不是扛给谁看的。”

她说，“你当我不怕？去年乡里欠我二十多块工钱，我一个人堵了人家三回门。回来那晚，我在灶房里蹲了半宿。”

“我怕要不回来，更怕让人看见我怕。”她看着我，“只是我不肯先认输。认了输，往后谁还给我结账？”

我这才抬起头。烛光里，她眼圈不红，下巴绷得紧紧的。

“所以你别拿‘没办法’三个字糊弄我。”她站起来，“要娶，就是你愿意；要怕，就直说怕。”

“我愿意。”这三个字说得出奇顺，顺得我自己都吃了一惊。

“行。”她点点头，“那咱们立个规矩：往后有事，当面说，不憋着，也别拿旁人的嘴当借口。”

“你说，我听；我说，你也听。”我补了一句。

她嘴角动了一下，指了指门边那条矮凳：“蹲着像什么话。搬过来坐。”

我两条腿早蹲麻了，扶着门框才站直。把凳子搬到床前放下，她坐床沿，我坐凳上，膝盖隔着一尺远。

“头一件，”她说，“明早谁起来生火？”

我愣了愣：“我。灶房的柴潮，你生不着。”

“那我去挑水。”

“行。”

这么点事，我们却像谈成了一笔大买卖，互相看了一眼，都有点想笑。

笑意还没到嘴边，院门被拍得砰砰响。

“守成！”是大伯周福田的嗓门，“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我下意识就要往起站，又僵在半途，回头看春兰。

她没有拦。

“去吧。”她说，“答应什么，想好了再开口。”

我拉开院门，大伯周福田就站在枣树底下，烟袋锅子亮着一点红。

他身后还立着两个没走远的本家婶子，嘴里说着路过，脚却钉在地上。

“守成，”大伯吐了口烟，“明早让春兰到我家去，我那五亩稻子，得赶在下雨前割完。”

我没来得及开口，他又往下说：“她一个顶两个男劳力，我早看准了。你说，这门亲事，划不划算？”

两个婶子哧哧地笑起来，一个说：“福田叔眼光毒。”另一个说：“那膀子，扛一百多斤的谷袋都不喘。”

我后脖颈一阵发热。这些年，大伯说什么，我向来是先应一声，再慢慢想。

“哎。”我说。

一个字出口，我就知道坏了。可大伯已经满意地把烟袋往腰里一别：“天不亮就让她过来，别叫人说我周家新媳妇懒。”

他走出几步，又回头：“我这是替你想着。”

我关上院门，在门后站了好一会儿，才推开屋门。

春兰站在床边，手里提着个蓝布包，包口没系紧，露出一双千层底的黑布鞋，针脚密得几乎看不见线。

我认得那是给长辈的。成亲前三天，她托媒人带话，问大伯穿几号鞋，又连着两晚点灯纳底。

“你听见了。”我说。

“院子就这么大。”她把鞋包好，放进木箱，盖子合上，不轻也不重，“你点头了。”

“我那是……习惯了。”

“我知道是习惯。”她转过身，“可明早天不亮，去割他家稻子的是我。”

我张嘴想解释，她抬手拦住：“刚说好的，有事当面说。这件事，你自己处理。我不替你吵，也不替你答。”

她在床沿坐下，两手放在膝上，没有催，也没有走开。

我捏了捏袖口，转身又出了门。

大伯没走远，还站在巷口跟人说话，听见脚步，回头时眉头先拧了起来。

“大伯。”我嗓子发紧，“您家割稻子，我去。明天起，天不亮就到。”

“你去有什么用？”他哼了一声，“你手上拿的是刨子，不是镰刀。我要的是春兰。”

“春兰的工是春兰的。”我把手攥紧，“整个农忙，您家那五亩，我替她应不了。她愿意帮几天，工钱怎么算，得她自己说。”

巷口一下安静了，连那两个婶子都不笑了。

大伯慢慢把烟袋从腰里抽出来：“你再说一遍。”

“活我可以去干，她的事，我不能替她点头。”

“你这是替她出头？”

“不是出头。”我背上全是汗，却没往后退，“是不替她点这个头。”

“好啊。”大伯笑了一声，笑得发冷，“守成，你爹娘走得早，你十岁到我家，吃我的，住我的。手艺是我一刀一刨教出来的。”

“这些年你给人做活，哪回不是我替你问价、替你排日子？工钱我替你收着，才让你攒得下娶媳妇的本钱。如今娶上了，就嫌我多事了？”

身后的院门轴吱呀响了一声。我回头，门缝里露着春兰半边脸，一动不动。

我心里一沉。这些事，我从没跟她提过。

“大伯，您养我的恩情，我认。”我转回头，“往后您家修房抬梁，有重活，我一叫就到。可今天这话，我不收回。”

大伯盯了我半晌。

“行，翅膀硬了。”他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狠狠磕了两下，“往后你的木匠活，我不再替你揽。你们小两口自己找饭吃，我看你们能撑几天！”

他撂完话，转身就走，背影在巷子里拖得很长。

院门这时拉开了。春兰走出来，手里拿着那个蓝布包。

她没看我，径直走到大伯身后几步远的地方站住：“大伯。”

大伯停了脚，没回头。

“这鞋是我给您做的。”她说，“您收不收，是您的事；我送，是我的礼数。”

她把布包放在巷口那块石墩上，说完就转身，没提一个字割稻的事，也没朝我使眼色。

大伯没有碰那个包，大步走了。

围着看的人慢慢散开，有人压低声音：“新婚头一夜就闹成这样。”

另一个说：“没了周福田给揽活，我看他们吃什么。”

我站在石墩前，不知道该不该把鞋拿回去。

“放着吧。”春兰走回我身边，“东西留在那儿，该怎么看，是他的事。”

我跟着她往回走。院门落闩，屋里的红烛已经矮了一截。

“我今晚才知道，”她背对着我说，“你的工钱，一直在他手里。”

“……是。”

“往后不是了。”她回过头，“明早你生火，我挑水。”

我点点头。窗外还有没有人听墙根，我已经顾不上了。天亮以后，大伯不会再给我送一桩活；从今往后，这口饭得我自己挣。

第二天一早，我生了火，春兰挑回水。灶膛里的湿柴冒着烟，呛得我直咳，她站在一旁，没笑，也没接手。

吃过饭，我背着工具箱去了东头赵家。赵婶给我倒了碗水，听我说想问问有没有木活，脸上就为难起来。

“守成啊，你赵叔那个柜门是想修，可……”她搓着围裙，“你大伯今早来打过招呼，说你们这头要自己立门户。我们怕两头得罪人。”

我张了张嘴，想说价钱可以便宜些。话到嘴边，变成了：“那打扰了。”

西头李家更干脆：“秋后再说吧，家里的木头早托了你大伯。”

两趟走下来，日头刚到头顶，工具箱的肩带已经勒进肉里。

回到家，春兰蹲在院里洗衣裳，抬头看我一眼，就知道结果。

“不用说了。”她甩了甩手上的水，“你背的不是见不得人的东西。起来，换条路。”

“去哪儿？”

“学校。下礼拜一开学，前阵子我帮他们搬过粮，进教室看过，桌凳七歪八倒。”

“咱们跟人家没交情。”

“我认识许老师。”她把衣裳拧干，搭在绳上，“办事认真，不讲情面，也不挑人。我只带你到门口，价钱你来说，手艺你自己亮。”

我喉咙一紧：“我嘴笨。”

“你手不笨。”她擦了擦手，“走。”

村小学在村西头，三间土坯房，院里的白杨叶子沙沙响。

许老师正蹲在教室里，对着一条长凳发愁。那凳子一头腿松了，人一坐就晃，旁边十几条同样歪歪扭扭的，靠墙堆着。

“许老师。”春兰在门口喊，“这是我男人，周守成，木匠。听说学校的凳子不好使了，他来看看。”

许老师抬头，看看她，又看看我肩上的工具箱：“你们这刚办完喜事……”

“办完了，趁开学前，把活接了。”春兰说完，往墙边一靠，双手抱胸，不再开口。

我这才明白，她真的只打算带到这里。

我走到那条长凳边蹲下去看。四条腿，有一条的榫头松了，榫眼里还被人钉了两根铁钉，越钉越松，木纹都劈出了缝。

“我能试试吗？”声音有点飘。

“请。”

一拿起凿子，手就稳了。我把凳子翻过来，拔掉铁钉，敲出那条腿，榫头早磨细了。我用锯把它齐根截掉一寸，重新削出个短榫，再在榫头上锯开一道缝。

劈楔子要用硬木。我从箱底摸出一块枣木，削成一指宽的薄片，蘸上鱼鳔胶。那胶是早上在灶上化好的，还温着。

榫头推进榫眼，楔子顺着锯缝敲下去，榫头往两边撑开，死死咬住眼壁，木头发出一声沉实的闷响。

我又拿角尺量腿，让它和凳面成直角，最后用刨子推平露出的边。

院子里围了几个来得早的孩子，看着我手里的刨花一卷一卷往下掉。

凳子翻过来放稳，我没吭声，往旁边让了一步。

许老师伸手压了压凳面，又整个人坐上去，左右使劲摇了两下，还故意把重心压在修好的那一头。

凳子纹丝不动。

“没用钉子？”

“钉子越钉越松。”我嗓子还是紧，话却连上了，“榫头用楔子撑开，木头自己咬住自己，比铁钉牢。”

许老师看了我一会儿，眼神变了：“这批凳子，开学前能做新的吗？”

“新的？”

“学校原来那十二条长凳早散了架，要重做。每条坐四个孩子，要结实。离开学满打满算，只剩五天。”

我心里飞快转了一遍：几块板、多少胶、几个工。春兰仍抱着胳膊站在墙边，眼睛看向别处，像什么也没听见。

“十二条，包工包料。”我停了一下，“四十八元。”

许老师没还价，只问：“定金多少？”

“十六元。木料要先备。”

“学校出得起。”许老师转身去取钱，“先给你十六元，其余的交货时结清。”

零票压在我手心里，叠得整整齐齐。春兰走过来，没去接，只淡淡说了句：“收好。”

我们刚走出校门，就看见路口站着个人。

大伯周福田背着手，先看了一眼我手里的钱，又看看春兰。

“听说你接了学校的长凳。”他说，“孩子坐的东西，可不能含糊。”

这话有道理，我没法反驳。

“交货那天，”他接着说，“当着村里人的面，一条一条试坐。坐垮了，你自己认。”

他语气平平，眼神里却压着另一层意思：只要我低个头，他还是能替我兜着。

我看了春兰一眼。她没出声，只是等。

“行。”我说，“交货那天，当众试坐。”

大伯点点头，转身走了，没提鞋，也没提活。

第二天一早，我去木料场挑料。春兰没进去，站在门外，把那十六元往我手里一塞：“钱你拿着，账你记。”

我蹲在地上，拿树枝把工料钱划了好几遍。十二条长凳，每条一块凳面板、两道横档、四条腿，好料价贵，十六元一买就要见底。

我挑了一批杨木，板子薄一指，边角多节疤。我拿料在板上比划，想把节疤绕过去，一寸边角都舍不得扔，凳面也改窄了几分。

“再厚点的，贵三成。”卖木料的老汉说。

“就这个。”我把钱数给他，“学校的凳子，孩子坐的，用不着那么厚。”

料拉回院里，春兰蹲在板堆边，用指头敲了敲板面，声音有点发闷。

“这料够厚吗？”

“我算过了。”我说，“省下来的，能多补一回工料。”

她看了我一眼，把手收回去：“你的活，你定。”

我点点头，弹出第一道墨线。

夜里院里点起煤油灯，刨花堆到了脚脖。我只想着五天以后，那十二条凳子要摆在全村人面前。

离开学还剩两天，天刚亮，我和春兰把十二条长凳摞上板车，往小学拉。

三天里我合眼不到八个钟头，手心的茧起了又破。可看着车上那一垛白生生的新木头，我心里是亮堂的。

学校院子里已经站了不少人。村里人听说周家的小木匠给学校做活，都跑来看。大伯蹲在墙根，烟袋锅子没点，眼睛却一直盯着板车。

我心里有数。大伯这几天一趟没上门，连句话都没捎，他是来看我什么时候低头的。

许老师带着校工老魏等在教室门口。她没急着夸，先把凳子一条条翻过来，看榫头，摸桐油面，又用指节一块块敲座板。

“手艺看着是好的。”她说，“可凳子不是用来看的。老魏，再叫个人，进教室试坐。”

教室里的旧课桌被推到一边。老魏叫来队长家的二小子大柱，一百六七十斤的壮汉，两人并排，在第一条凳子上坐下。

凳子没响。第二条，第三条，都没响。

我站在门口，悬了三天的心，一寸一寸往下落。

轮到第七条。大柱一屁股坐下去，嫌不舒服，又往后靠了靠，身子一挪。

“咔！”

一声脆响，像有人在屋里折断了一根干柴。

座板靠榫眼的地方裂开一道口子，一直撕到板边。大柱半边身子悬了空，整个人往后仰倒。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去的。回过神来，一只手托着他的后腰，肩膀顶着那张被他拽得往后滑的课桌，桌沿硌得肩骨生疼。

大柱的手死死抠着桌沿，指节发白。凳子的另一头翘起来，哐当砸在地上，榫头从眼里滑出半截。

“没事吧？”我问。

他两条腿还在打颤，扶着桌子站直，嘴唇哆嗦了两下：“没……没摔着。”

“都别动！”许老师一声喝住往前涌的人，“先看人。”

老魏在另一头也扶着，脸色发青。大伯那天说的话，原样落在我脚面上：孩子坐的东西，不能含糊。

我没敢往下想，要是坐在上面的是四个孩子。

院子里静了一息，随后嗡地炸开。

“我就说嘛。”孙老四抄着手，嗓门不小，“娶了这么个凶媳妇，魂都叫人家吓没了，连活都不会做了。”

几个人跟着笑，笑声不大，刚好够传到教室里来。

春兰一直站在门边，听到这句，转过身来。

她没有提高声音：“孙叔，这话到此为止。”

“凳子裂了，是凳子的事，谁都看得见。我凶不凶，是我们两口子的事，轮不到你在这儿替我数。”

孙老四张了张嘴，后半句咽了回去，人群的笑一下子散了。

她说完，走过去把裂开的那条凳子扶正，抬到墙边，免得绊着人。从头到尾，她没往我这边看。

我暗暗盼着她替这批料找一句缘由，哪怕半句，好叫我脸上好看些。她没有。她只是站在门边，两手垂着。

我蹲下去，先看裂的那块板。

裂口是从一个疤节起的，疤节离榫眼不到一指。选板那天，这块料多出来一截，锯短一寸就能躲开疤，我舍不得那一寸，把它留在了榫眼边上。

那天夜里煤油灯下，我量着省下来的那一寸，还在盘算它够不能再添一块小垫板。现在想起来，手心发凉。

疤节的纹理是拧着的，榫眼一凿，等于在木头最不听话的地方又开了一道口子。这是我的活。

我把其余十一条一条翻过来，用指节敲，听声，手指顺着每个榫眼摸过去。

第九条，座板底下有一道发丝细的暗裂，顺着木纹，已经爬到榫眼边上。第十一条，疤节躲得跟第七条一样不够。

我站起来，手上全是木屑：“许老师，第七、第九、第十一，这三条的座板得换。其余九条，我也要带回去重新过一遍。”

许老师看着我：“你确定？”

“确定。第九条是暗裂，坐上去今天不会响，用到下个月就难说了。”

她蹲下来看第九条，用指甲顺着那道发丝细的暗裂划过去：“这条，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摸出来的。顺纹的裂，指肚能觉出一条线。”

“交货前，你没摸？”

“没有。”我说，“前几天夜里，只顾着赶。”

周围没人再笑。这话说出来，比裂开的凳子更扎人，我自己明白。

“守成。”大伯从墙根站起来，烟袋锅在鞋底磕了磕，“两天，三块板，还要重凿榫眼，你一个人折腾不完。”

他走到我跟前，声音放得低而稳，像从前教我认墨线：“这摊子大伯来接。你回去跟着我打下手，工钱我照日子给你。学校这边我担着，谁也说不了周家的木匠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