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中国学的核心内涵是非西方、非意识形态化和强调“文明互鉴”的学术立场，以及横贯古今的陆海丝绸之路连续性。一个不依附于西方“东方学”、独立且立体的当代阿拉伯中国学学术共同体正在快速崛起；而中阿两大古老文明在现代化转型与全球秩序重塑的交汇处相互照见，正以一种互惠性叙事拓展我们对当今世界认识的深度与广度。
人们习惯于将“汉学”视为西方文明对东方的单向建构——从传教士对孔子学说的拉丁文译本，到19世纪欧洲学院里的语文学考据，再到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国观察”。然而，卡塔尔外交官与学者阿里·哈吉里（Ali bin Ghanem Al-Hajri）在《阿拉伯中国学与当代中国研究》中提出了一个具有颠覆性的命题：“汉学，实际上有着阿拉伯源头。”
阿拉伯中国学就其历史本源而言是一门“行动的科学”
阿拉伯人是中国知识的“第一搬运工”。当西方直到1814年才赋予“汉学”（Sinologie）一词以专业的内涵时，阿拉伯商人、使节与旅行家们已经用长达八百年的季风与墨香，在开罗老城的烟火与中国东南沿海的蕃坊之间，编织出了一幅将半个地球紧密相连的“知识挂毯”。根据全球史学者朴贤熙在《绘制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前现代亚洲的跨文化交流》（2012）一书中的研究，早于达·伽马（Vasco da Gama）绕过好望角八个世纪，阿拉伯世界与中国已经建立起一套精密、系统且持续的知识对流体系。当欧洲地图仍将中国描绘成充斥着怪物与伊甸园的幻象之地时，穆斯林地理学家已经通过跨海实践，将遥远的中国从“未知之地”转化为“已知世界”。
9世纪来到唐代中国的旅行家苏莱曼·西拉斐（Sulaiman al-Sirafi）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不仅是商人的航海指南，更是最早关于中国物产（如青白瓷）与司法实践（如鸣冤铃）的文字记录。12世纪的艾德里西（al-Idrīsī）在绘制世界地图时，已经能够精准标注广州、泉州等中国港口。14世纪中期到访中国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ūtah）则在其《游记》中，详尽记录了元代中国海港城市中繁荣而秩序井然的穆斯林商人社区，以及“中国大船”的水密隔舱等“手工艺者国度”先进技术。
阿拉伯人的“搬运”不仅在于物资的流通，他们将中国知识从零散的“手工艺者国度”印象，整合进了世界史的叙事框架中。13—14世纪横跨亚欧的蒙元时代，其海陆交通的畅通极大地促进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跨文明学术协作。伊儿汗国宰相拉施特（Rashīd al-Dīn）在元朝驻伊儿汗国特使孛罗丞相（Bolad Chingsang）等“文明转译者”的协助下，将中国的历代帝王年表、行政省份等知识，系统地纳入了人类第一部真正的“世界通史”——《史集》。穆斯林学者如札马鲁丁（Jamāl al-Dīn）将先进的球面方格制图技术带入元廷，而中国的地理知识也通过穆斯林地图回流至波斯与北非。以伊本·马吉德（Ibn Mājid）为代表的穆斯林导航家，总结了数世纪以来在印度洋航行的技术真髓（包括过洋牵星术与罗盘的结合），这些世代积累的航线与季风知识，客观上成为了达·伽马等西方航海家顺利抵达卡利卡特的知识凭依。马可·波罗（Marco Polo）等欧洲旅行者在描述中国时，大量使用了当时已在亚洲流通的地理术语和地标，而这些知识的源头正是阿拉伯、波斯商人与学者长期积累的成果。无论是航海术的代际接力，还是文本知识的二次传播，阿拉伯人的知识搬运，最终为西方地理大发现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知识底色。
到了17—18世纪，王岱舆、刘智等江南回儒，用宋明理学中有关宇宙本源的讨论格义“天方之道”，将伊斯兰教法与儒家“五伦”结合。这场在儒家智识景观内重塑伊斯兰经籍的伊儒会通，实现了中阿两大文明在精神层面的互感与共鸣。兹维·本-多·贝尼特（Zvi Ben-Dor Benite）在《穆圣之道：明清之际中国穆斯林文化史》（2005）一书中述之甚详。
历史上的中阿交流启发着我们反思“如何看见他者”的知识史。若将阿拉伯中国学与传统西方汉学置于同一地缘学术坐标轴上，便会发现两者在知识生成路径上的本质分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曾警示，西方对东方的认知往往陷入“东方学”的话语权陷阱——将异域文明客体化为“等待被剖析、被改造的异质他者”。在哈吉里的批判视域中，欧洲古典汉学长期困于“书斋传统”与语文学校勘，将变动的中国凝固在静态的古代典籍里。这种研究范式不自觉地套用一神教神学或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不免产生一种学术俯察与自恋。与此相对，阿拉伯中国学就其历史本源而言是一门“行动的科学”。从苏莱曼到伊本·白图泰，早期阿拉伯人对于中国的记录并非为了征服或驯化，而是建立在对等、互利的商贸与文化往来之上。它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的实态——技术如何流转、市场如何运转，以及伊斯兰文明如何融入中国的本土文化。而西方对中国的早期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阿拉伯人的商贸网络和文献翻译间接获得的。尽管如此，由于阿拉伯学界缺乏对自身中国学成果的系统梳理和巩固机制，这一传统在近代失落了。
将中国作为一种“替代性现代化路径”的深度认同
而今，中阿文明的互通不仅写入了古老的历史手稿，更存在于开罗老城的市井烟火、利雅得的资本涌动、拉迪斯港起落的集装箱和义乌市场的繁忙交易中。2009年，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贝哲民（Ben Simpfendorfer）在《新丝绸之路：阿拉伯世界如何重新发现中国》一书中，深入调研义乌、广州、大马士革等商贸节点，敏锐捕捉到全球经济地理与知识版图大重组的先机。借助高油价红利，阿拉伯世界不再甘当西方的“能源后方”，而是跨越传统地缘分野，重构自身的投资与发展版图。贝哲民发现，后“911”时代西方因陷于安全焦虑而筑起签证壁垒，将中东客商与资本推向东方；而彼时的中国正以务实与包容敞开怀抱。西方“推力”与中国“拉力”交织，最终成就了阿拉伯世界对中国的“重新发现”。
拉施特《史集》（编号Hazine 1653）封面，1314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Topkapi Sarayi图书馆藏波斯文抄本
在广州老城那间弥漫着土耳其咖啡香气的馆子里，在华生活十年的埃及商人穆罕默德对贝哲民坦言：“中国就是世界”。这一当下的直接体验，与13世纪穆斯林史家拉施特在《史集》中将中国纳入世界通史的雄心，达成了某种跨越时空的共振：其历史的一端，是宋元泉州的蕃坊、清真寺与蕃客公墓，那些因瓷器与香料贸易而客居异乡的灵魂，由此找到了麦加的方向；其现实的另一端，则是拥有地道土耳其咖啡馆的广州和满是阿语招牌的义乌大街，新一代阿拉伯客商为追求更美好的生活续写着祖辈的选择。在这个跨越千年的交互网络中，中国超越了地理符号的范畴，生成着足以代表“世界”本身的知识与经济体系。
面对当代世界秩序的深刻变革，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阿拉伯中国学，正经历着从精神互感、意识形态共鸣到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战略对话的转变。
拉施特《史集》（编号Hazine 1654）内页，1317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Topkapi Sarayi图书馆藏波斯文抄本，中国史部分唐代君主像（穆宗至哀帝）
作为阿拉伯中国学现代学科建制的摇篮，以埃及学界为代表的尼罗河流域，坚守着阿拉伯中国学的人文根基。早在20世纪30年代，远赴爱资哈尔大学（Al-Azhar University）求学的中国回族学者，便开始直接用阿拉伯语书写中国历史与文化。这批被誉为“中国留埃学派”（Chinese Azharites）的青年学子，不仅在二战的硝烟中通过报刊发声，向阿拉伯世界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更在开罗播撒下现代阿拉伯中国学的种子。马坚于1935年翻译的《论语》，标志着中国古代思想正式进入现代阿拉伯读者的精神世界；而庞士谦于1945年在开罗出版的阿拉伯文著作《中国与回教》，则试图在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与西方霸权的崛起之间，寻找中阿文明作为“东方兄弟”的共同命运。
1958年，艾因·夏姆斯大学（Ain Shams University）在阿语世界乃至非洲率先设立中文系，此后开罗大学（Cairo University）、亚历山大大学（Alexandria University）等高校相继跟进，中国学在现代阿拉伯世界正式进入学科建制化的奠基期。埃及学者搭建起“语言之桥”，强调文化通感的培养，并持续为阿拉伯世界输送中文翻译人才。经过约半个世纪的发展，跨学科、多层级的对华研究机制也逐渐形成。著名的金字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ACPSS）自1965年以来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当代政治的深度报告；而1993年扎加齐格大学（Zaqāzīq University）亚洲研究所与1994年开罗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相继成立，则标志着阿拉伯学者开始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的范式来阐释当代中国。
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中东“东向政策”（Look East）的推进，特别是沙特“2030愿景”（Saudi Vision 2030）、“我们阿联酋2031”愿景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对接，沙特、阿联酋与卡塔尔等海湾国家成为战略与地缘经济的新极，并凭借强有力的国家支持实现中国学的跨越式发展。海湾国家不仅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如阿联酋“中文百校项目”与沙特中学必修课政策），更赋予中国学以明确的战略使命：其研究重心从传统的文化交流，转向对当代政治、能源安全、人民币跨境结算、数字丝绸之路等前沿问题的追踪。如沙特费萨尔国王伊斯兰研究中心（KFCRIS）与阿联酋趋势研究与咨询中心（TRENDS Research&Advisory）等顶级智库，以及沙特苏尔坦亲王大学（Prince Sultan University）、阿联酋哈利法大学（Khalif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等一流高校，大力培养既懂数据科学、地缘政治又熟悉中国一手资料的复合型人才，进行独立的地缘经济研判。卡塔尔、科威特、阿曼等国家则以卡塔尔大学（Qatar University）等顶尖学府为依托，从全球能源转型与主权财富基金跨境投资的角度分析中阿关系。这种对中国政治经济前沿议题的关注，反映了海湾阿拉伯社会对中国现代化路径的深度认同和务实关切。
在埃及与海湾国家的“双核驱动”下，近东地区（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与马格里布地区（北非的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则发挥着地缘知识枢纽的功能。近东地区曾是中国左翼文学和革命叙事的传播中心。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著作和鲁迅小说便通过这里的出版社流向整个阿拉伯世界。其当代研究则立足于批判性国际关系理论，侧重全球治理博弈与多边外交分析。根据联合国及阿拉伯社会科学报告，近东三国每万人拥有的智库和研究中心比例在阿语世界名列前茅。约旦大学（University of Jordan）等机构在研究“中美在中东的地缘博弈”“中国在联合国及巴以问题上的外交政策”方面具有极强的学术敏锐度。
地处地中海门户，马格里布三国的中国学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通过孔子学院与摩洛哥拉巴特穆罕默德五世大学（Mohammed V University in Rabat）等高校的合作，正逐渐成为连接中国与法语非洲的知识枢纽。该地区的中国学与中非合作论坛（FOCAC）及“地中海蓝色经济”概念深度绑定。该地区学者依托阿、法、汉三语优势，在法国汉学传统与阿拉伯本土视角之间寻求平衡，既能运用法国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批判性工具来祛除西方视角对华的“冷战式凝视”，又能深入中非、中阿合作一线开展田野调查，用产值与就业的实证数据，揭示中阿在经济上互补的现实格局。
纵观阿拉伯世界的中国研究，这一领域正展现出一种在观念流动中重构“他者”与自我认知的文化自觉。从借经典译介寻找哲思与社会镜鉴，到深剖中国式现代化以治理经验，阿拉伯中国学始终在探讨如何将“中国”这一知识体系融入阿拉伯语境，使其沉淀为自身现实感和主体性的一部分。诚如哈吉里对阿拉伯中国学的定义，其核心内涵是非西方、非意识形态化和强调“文明互鉴”的学术立场，以及横贯古今的陆海丝绸之路连续性。今天，中阿合作论坛提供了集体对话与务实合作的机制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阿拉伯世界对中国发展模式与区域战略的深度关注，而全球文明倡议则为阿拉伯学者超越西方中心主义视角提供了文明互鉴的理论框架。一个不依附于西方“东方学”、独立且立体的当代阿拉伯中国学学术共同体正在快速崛起；而中阿两大古老文明在现代化转型与全球秩序重塑的交汇处相互照见，正以一种互惠性叙事拓展我们对当今世界认识的深度与广度。在尼罗河与长江、黄河的涛声回荡间，阿拉伯中国学的勃兴与繁荣，终将让世界看见一个更加真实、立体且富于温度的东方。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