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2年，朝鲜王朝建立后，开国君臣面对的并不只是如何任用官员的问题，还要解决另一件事：怎样把中国传入的官制，改造成适合本国王权与两班社会的秩序。朝鲜官制的复杂，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表面看，朝鲜与明清一样，文官分为九品十八级；细看却不能只盯着“正一品”“从六品”这些数字。一个官员身上，往往同时存在品、阶、官、职几重身份，彼此有关联，却不能混为一谈。
“品”是等级框架，正、从相配，构成九品十八级。“阶”则更像身份序列，同一品级之中还会继续分出高低。官员领取的散阶，未必等于实际担任的职务；真正负责某项政务的，是“职”。
打个比方，一名官员可能拥有较高的散阶，却暂时没有相应的实职。这种安排既是荣典，也是官僚体系中的缓冲办法。朝鲜王朝还分别设置文散阶、武散阶、宗室阶、内侍阶和杂职阶，身份不同，所走的晋升路径也不同。
文官散阶尤其繁密。正一品至正六品，每品设两阶；正七品以下，每品设一阶，合计三十阶。正一品有“大匡辅国崇禄大夫”和“辅国崇禄大夫”，正五品则有“通德郎”和“通善郎”。
这三十个阶名，不只是称呼上的讲究。四品以上多称“大夫”，五品以下多称“郎”，四品与五品之间，实际存在一道明显的身份界线。二品以上官员通常称“大监”，三、四品官员称“令监”，日常称谓也把等级差别表现得很直白。
更关键的分界在三品。朝鲜把官员分为堂上官与堂下官，三品中的通政大夫属于堂上，通训大夫则属于堂下。两者同为三品，政治地位却并不相同。
堂上官可以参与朝廷议政，在正式朝会中拥有相应位置；堂下官即使品级不低，也不能享有同等权力。于是，朝鲜官场真正稀缺的，并非普通品级，而是进入堂上的资格。
“六品”又是另一道门槛。六品以上称参上官，七品以下称参下官。初入仕途者，通常从参下官做起，任期届满后再逐级升迁。按照常见的考满规则，参下官任满四百五十日可升一级，参上官则需九百日。
这套制度看起来有章可循，实际却走得很慢。一个年轻官员从参下升到参上，已经需要相当时间；要从堂下迈进堂上，更要面对官缺数量、资历、考核和门第等多重限制。能入仕，不等于能显达。
朝鲜中央机构的布局，也带有浓厚的明制色彩。国王之下，议政府是最高议政机构，领议政、左议政、右议政均属正一品，左赞成、右赞成以及参赞等官分居其下。它在功能上近似明代内阁与中枢议政机关的结合，但并非简单照搬。
六曹分别掌管吏、户、礼、兵、刑、工。各曹长官称判书，正二品；副职为参判，从二品；再下有参议、正郎、佐郎等官。值得一提的是，六曹名义上与议政府并立，具体权力还会随着国王强弱、党争形势和机构调整而变化，并非永远由一个机关单独统摄。
承政院负责承受王命、传达政令，承旨和副承旨多为正三品，是国王与各机构之间的重要枢纽。司谏院、司宪府则承担谏诤与监察职能，和中国古代的谏院、都察体系有相似之处。
朝鲜官制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特点：实职与品阶并不总是同步。某些职位品级很高，却未必掌握全部政务；某些官员品阶不高，却因处在国王身边或掌握关键文书，实际影响力不弱。
一位新进官员曾问前辈：“同是三品，为何待遇相差如此之远？”前辈只回了一句：“看品，也要看阶；看阶，还要看是不是堂上。”
考核制度同样影响升迁。官员通常接受定期考察，一年之内分期评定，累计考核成绩达到规定标准，才有晋升机会。成绩优劣不仅关系升降，也可能决定能否继续担任要职。制度写得明白，执行时却常受党派、门第和人事关系牵动。
两班身份由此显得格外重要。文班与武班构成统治阶层，科举为进入官场提供了名义上的通道，但出身、家门和师承仍会影响仕途。所谓“异途”出身者，即便具备能力，也往往难以进入堂上官的核心范围。
朝鲜王朝的堂上官数量并不多，许多高级官员还会兼任数职，真正能够掌握实权的位置更为有限。于是，九品十八级只是官僚体系的外壳，三十个文散阶、堂上堂下、参上参下以及实职虚衔，才共同构成了朝鲜文官制度的真实层次。
1894年甲午改革后，朝鲜传统官制开始大幅改造；1897年国号改为大韩帝国，原有的藩属秩序和官制称谓也随之发生变化。严格说来，讨论朝鲜王朝文官制度，范围应止于这些制度被近代改革打破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