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河南安阳一带，王懿荣从药材中辨认出奇异刻痕。那些甲骨并非普通骨片，而是三千多年前商人留下的占卜记录。雨水、战争、疾病、收成，甚至祭祀该用多少人，都被刻在坚硬的骨面上。
真正令人震动的，不是甲骨文年代久远，而是其中反复出现的“用人”记录。它说明，人祭并非偶然发生的暴行，而是殷商礼制、宗教和权力运转中的一部分。商王要向祖先和自然神灵求问，也要用数量明确的祭品表达敬畏。
商人相信，先王死后并没有真正离开。他们仍能降福，也能降祸；风雨是否顺遂、战争能否取胜，都可能被归因于神灵是否满意。于是，祭祀不只是仪式，更像国家事务。甲骨上的一条卜辞，背后往往牵涉王权、军队和百姓的命运。
祭品有等级。牛、羊、猪、酒、粮食和玉器都曾出现，但在当时贵族观念中，人的价值又被赋予了特殊含义。奴隶、俘虏和被征服部族成员，常常被视作可以支配的资源。用他们祭祀，既被认为能够取悦神灵，也是在向社会展示商王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有意思的是，甲骨文并不会完整讲述每个人的姓名和遭遇，它更多记录数量、对象和祭祀目的。比如一次祭祀可能用数十人，规模大时甚至达到数百人。文字越简略，数字反而越刺眼，因为它把惨烈事件变成了冷静的行政记录。
根据相关甲骨材料统计，在1974年以前发现的甲骨中，有1350片涉及人祭。自盘庚迁殷至帝辛亡国约273年间，能够计算出的“用人”数量达到13052人。另有1145条卜辞没有明确写出人数，若按每条至少一人估算，合计接近15000人。
这个数字需要谨慎理解。它不是商代全部人祭的总账，也不是每一块甲骨都能对应一次完整事件，而是现存材料中可以辨认、统计的最低规模。甲骨出土有限，许多材料早已损毁，因此真实数量很可能比文字留下的更多，但不能凭此随意推算具体总数。
殷墟遗址中的人祭坑，为这些文字提供了考古上的回应。坑内常见被砍断、分割或排列异常的人骨，有的还与牛、羊等动物遗存同处。部分祭祀坑并非一次填满，而是经过多次使用，层层叠压。这种现象表明，人祭具有固定场所和重复举行的特点。
它与墓葬中的人殉不能混为一谈。人殉多发生在贵族墓葬旁，目的在于让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拥有随从；人祭则更强调向神灵献纳，常与祈雨、出征、建造、驱灾等事务相连。两者都反映了身份压迫，却属于不同的礼仪场景。
这种习俗并非商代突然出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经发现头骨置于房屋基础附近，或多人尸骨集中埋入特定坑穴的现象。早期社会面对洪水、雷电、疾病和战争，缺乏解释自然的知识，便试图通过献祭换取安全。到了国家形成以后，原本分散的信仰被王权组织起来，规模也随之扩大。
商代人祭格外频繁，还和战争密切相关。商王不断对外征伐，俘虏来源充足，战俘遂成为祭祀对象的重要来源。甲骨中常见对某些方国、部族的称呼，这些名称既是军事对手，也可能出现在祭祀记录中。战争带来俘虏，俘虏又被投入祭祀，宗教与军事由此形成一条残酷的链条。
“为什么非要用人？”在商王和贵族的观念里，答案或许并不复杂：“人最贵重，神才会看见。”这不是普通民众的选择，而是掌权者借助神意作出的安排。祭祀越盛大，越能证明王与神灵之间存在特殊联系，也越能让命令披上不可质疑的外衣。
西周取代商朝后，祭祀制度并未消失，但政治表达发生变化。周人强调天命、礼制和宗法秩序，对商代那种频繁而大规模的人祭有所调整。随着礼制逐步规范，活人祭祀在中原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下降，牛羊、酒醴、玉帛等祭品更加常见。甲骨上那些密集的“用人”记录，也就成了殷商信仰体系最冷峻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