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22日凌晨，越南高平扣屯附近，解放军第362团二营在混乱与伏击中被打散，营级指挥员王烘没有选择独自突围，而是一次次折返回去寻找失散人员。
这场战斗的特殊之处，不只在于伤亡数字，更在于它暴露出山地作战中一个残酷事实：部队即使战斗力很强，一旦失去通信、补给和地形判断，也可能在短时间内陷入险境。
王烘1934年出生于泰国，幼年随父母回到中国。1951年，他参加人民解放军，起初担任侦察员。那时的侦察兵，既要摸清敌情，也要在关键时刻冲到最危险的地方，训练强度可想而知。
王烘很快显露出过硬的军事素质。入伍第一年，他两次立功；1953年担任侦察班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又获得广州军区一级优等射手称号，多次受到表彰，逐步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基层指挥员。
1979年2月17日凌晨，边境作战开始。王烘所在部队担任穿插突击任务，二营向莫隆方向推进。几个小时内，部队击破越军阻击，取得了开战初期的重要战果。
战斗没有给他们留下太多休整时间。2月18日，二营继续夺取八四一高地和董赛地区，随后又进攻天丰大岭。越军依靠险要地形顽强抵抗，二营连续冲击，终于控制制高点。
连续作战的代价很快显现出来。到了2月21日，部队奉命向扣屯方向穿插，官兵已经长时间没有得到充分休息，补给也没有及时跟上。有人回忆，当时部队甚至出现断粮多日的情况，疲劳和饥饿叠加在一起，严重影响了行军与判断。
“同志们，再坚持一下，按时赶到扣屯。”
王烘的动员很简短，却是当时最现实的选择。军令已经下达，部队只能继续前进。2月22日凌晨，二营沿公路向纳隆方向行动，约凌晨3时抵达扣屯交叉路口附近，伏击也在此时突然收紧。
附近有友军活动，上级此前特别要求注意识别，防止误伤。面对黑暗中的枪声和动静，王烘没有贸然开火，而是设法向上级报告，等待确认。师部回电要求加强联络，避免误会。
这个判断并非没有道理，却耽误了宝贵时间。等二营确认对面是越军时，敌人已经完成包围。部队试图撤离，但道路、山地和火力都被对手利用，二营很快被切割成几个部分。
团部察觉情况后，曾派出一营接应。遗憾的是，接应部队对当地地形不熟，越军又提前布置，援救行动未能达到预期。二营营长陈楚汉负伤，电台报务员牺牲，营部与外界的联系随即中断。
失去通信，意味着命令无法统一传达。战士们只能分组突围，有的向山林转移，有的寻找友军接应。此战中，二营牺牲21人，25人重伤，另有85人失去联系，建制受到严重破坏。
王烘本来有机会离开伏击区域，但他没有立即脱身。他在公路和丛林之间来回奔走，组织人员转移，又带着警卫员寻找掉队战士。途中，警卫员不幸牺牲，王烘仍未停止搜索。
后来，在扣屯南侧山地，他遇到了失散的炊事班长林俊明和炊事员黄松彪。三人都明白，继续行动极其危险。王烘对他们说：“我们是解放军，宁死不降。”
三人随后分工，王烘和黄松彪在前方开路，各自准备手榴弹，林俊明持冲锋枪掩护。由于不熟悉山路，他们很快钻入越军控制区域。林俊明被安排下山取水，返回时听见爆炸声，只见附近有越军尸体，却没有找到王烘和黄松彪。
部队攻克高平后，搜索人员在当地山林发现了他们的遗体。两人双手被反绑在树上，身上有多处枪伤。王烘遗体上的弹孔数量较多，具体经过已难以完全还原，但可以确认，他是在被控制后牺牲的。
这起悲剧并非单纯的个人勇敢所能解释。补给中断、连续行军、敌情判断迟疑、通信失灵以及复杂地形，共同造成了二营陷入重围。王烘的选择，则让这场失利中留下了极其鲜明的军人责任印记。
战后，广州军区为王烘追记一等功。他也成为对越反击战中我军被俘后牺牲的最高级别军官之一。那片山地没有留下太多完整记录，但一名营级指挥员在生死关头反复寻找战友的行动，已写进那段战争的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