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落幕的世界技能大赛，让人们看到来自传统的工匠精神，在科技时代熠熠生辉。
而文物，既承载了文明和艺术，同时又是传统手工艺、工匠精神的典型载体。
上海或许不是全国文物最密集、历史最久的区域，但上海的科创精神，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创新和“上海路径”。
让我们看看，在文保领域一场“科技+文物”的邂逅。
最大的价值不是“快”
谈起文物修复，许多人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纪录片中的经典场景：老工匠们日复一日，精细化地进行手工作业，让人心生敬佩和感叹。
很多人没意识到的是，现在的文物保护修复，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单纯依靠修复师的眼睛、经验和手上功夫来完成的模式了。
“科技几乎贯穿了文物保护的整个生命周期。”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馆员、当选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的张珮琛说。他一直在推动文物保护修复理念迭代更新，把整个流程比喻为给文物“看病”。
第一步是“体检”，先把文物看清楚。此时，常用到的科技手段有高清摄影、显微观察、X射线、工业CT等检测技术，就像医院给病人拍X光、做CT，在不破坏文物的情况下，可以看到内部结构。
比如，上海博物馆馆藏一件造型奇特的青铜器“盂”，其尺寸上的特别不仅挑战人们对青铜盂的认知，也种下了怀疑的种子：它究竟是极为罕见的特例，还是古代工匠为了特殊用途打造的微型器物？
多角度高精度CT扫描成为最佳无损检测方案。一束束射线精准切过它的表面，生成了一帧帧清晰的内部图像。当完整的扫描结果呈现在显示屏上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看似完整的青铜盂，器身底部与口沿处出现了6处奇特的图形特征，尤其是器腹正中心出现了一个规整矩形框，恰好将内部铭文完整框进去。它们仿佛在诉说一个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根据CT扫描的黑白色调影像，初步排除“拼凑”的可能性，矩形框究竟意味着什么，需要进一步验证。修复师采用了另一种无损分析方法：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
对6处异常区域进行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后发现，其中部分区域的元素组成与器物本体较为接近，而中间矩形框区域锡含量明显偏高，结合形貌特征判断，应与后期锡焊修复有关。
为了进一步解开谜团，修复师又使用高精度显微镜，发现四字铭文边缘粗糙，笔画底部不平，伴有明显的后期伪刻痕迹。
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这件所谓的青铜“盂”，原本是商代晚期的兽面斝。在漫长的流转过程中，它的三足与两柱严重残缺，旧时的古董商为了利益，不仅没有合理修复，反而把残存部分切割与打磨掉，进行破坏性“改制”。
这种真品“改制”并不罕见。这件商代晚期斝的“改制”，正是旧时古董商将两种作伪手段结合的典型案例，也对研究中国青铜器文物修复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所以科技首先解决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把“看起来像什么”变成“通过科学证据知道它究竟是什么”。
第二步是建立“数字档案”，从二维记录走向三维和智能分析。
如今，越来越多文物在修复前会进行三维扫描、摄影测量和数字建模。
它的价值不仅是保存一份数字档案，更重要的是，可以把过去一些直接在文物上进行的作业，提前放到数字空间里完成。
张珮琛举例，一件破碎成几十片甚至几百片的青铜器，可以通过三维扫描获取每一块碎片的数据，在计算机中进行“虚拟拼接”，分析碎片之间的空间关系，再决定实际拼接顺序。
这样最大的意义就是减少对原文物的反复翻动、试拼和接触。对于文物而言，每减少一次不必要的接触，就是减少一次潜在风险。
近几年，AI正在成为新的“数字助手”。可以利用AI辅助分析CT、X射线、显微影像和三维数据，对裂隙、腐蚀等病害区域进行识别。
AI还可以辅助病害识别、分类、标注与病害图绘制。过去一件复杂文物的病害图，可能需要修复人员花很长时间逐一描绘。现在，可以先由AI完成初步分类和标注，再由修复师进行校核，把修复师从大量重复性工作中解放出来，有更多时间用于真正需要专业判断的部分。
对于残缺文物，AI还可以结合三维数据、同类型器研究以及已有文物数据库，对缺失部分进行数字化推演，为修复方案提供参考。
第三步才是制定“治疗方案”。这是文物保护中非常重要的一步，综合考虑文物材质、制作工艺、病害程度、保存环境、历史价值以及未来是收藏、研究还是展示，再决定采取什么样的修复措施。
“有时候最好的修复方案恰恰是少修，甚至暂时不修。”张珮琛说。现代文物保护强调最小干预。能够通过改善环境解决的问题，就尽量不直接干预文物；能够采用可移除、可再处理的材料和方法，就尽量避免不可逆干预，能够保留的历史信息，也不会为了追求视觉上的“完整”“美观”而轻易去掉。
尤其是可逆性或可再处理性强调，在尽可能不损伤文物本体的前提下，使后期补配或修复材料能够安全移除或再次处理。
比如山西博物院镇馆之宝晋侯鸟尊，曾因盗墓行为碎成100多片，尾部象鼻有一截缺失。经过反复测量与评估，上博青铜器修复团队制作了一段粘接的内弯象鼻，进行可逆式修复。
没想到5年后，缺失的部分象鼻居然在其他地区被意外发现。得益于当初的可逆性修复，如今只要重新粘接原生残件，再处理补配部分，即可恢复它的本真状态。
第四步是科技真正进入修复操作。如今，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已经越来越多。比如清洗，可使用激光清洗、精细机械清理、凝胶清洗等技术。在矫形、拼接和残缺补配时，可以利用三维扫描、数字建模、3D打印、CNC数控加工以及增减材混合制造等技术。
科技的最大价值并不只是“快”，而是更加精准，同时尽可能减少直接在原文物上的操作。
而最后一步是“长期随访”，从修复走向预防性保护。
科技赋能的路从未结束
长江口2号古船整体迁移项目闻名世界，当时报道很多。从2015年被发现，到迁移项目完成，它的“回家路”走了整整8年。
而如今，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在这个项目上的影响力、辐射力、垂范效应并未结束，科技赋能文物的路，才拉开帷幕。
鉴于项目的高度专业性，接到采访邀请时，水下考古专家翟杨向记者提供了大量书面材料。
先说说项目中的“硬核”科技创新：打捞技术。上海处于长江黄金水道的入海口、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点位置。长江口2号古船，是中国水下考古发现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船载文物数量巨大的木质帆船。如何确保古船安全完整地打捞出水，又不搅动周围泥沙带来二次损伤，难度极大。这样的考古，尤其需要科技赋能和创新。
当时，上海市文物局会同上海打捞局专门设计了非接触文物整体迁移技术方案。它涉及弧形梁打捞工艺、隧道盾构掘进工艺、沉管隧道对接工艺等，不仅仅保证了古船的原生性、安全性和完整性，而且为后来各式各样的水下打捞提供了“上海路径”。
上海打捞局是世界知名的专业救捞公司。其渊源可以追溯到1951年，国务院批准的中国人民打捞公司在上海诞生，这是我国第一支专业打捞的力量。
为了破解浑浊水域的水下考古难题，考古机构、高校、科研院所精诚合作，跨界攻关，研发装备，率先开启了智能化水下考古的探索，其中的机器人水下考古装备关键技术及应用，还获得了上海市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它的成功不是突击式的，更来自上海长期的科创基础、专业储备力量和研究人才。
传统的水下打捞项目通常采用浮吊法或浮筒法。这两种方法往往会对被打捞物造成难以复原的损伤。一些沉船打捞，为保护被打捞物体，会使用沉箱法，但这样会将沉船及周围的泥土整体起吊。
它涉及两个难题：一是大型的沉箱难以下沉到位，需要大量水下挖泥，耗费时间、人力、物力；二是泥沙可能对古船及其中的文物产生二次损害。
如何克服传统打捞的缺陷，同时避免损伤文物？项目组提供了一种创新方式，将隧道曲线管幕工艺应用于打捞穿梁系统，形成了一种弧形梁结构，并设计了用于弧形梁顶推的发射架结构，以及水下安装方法。
如此，不但保证被打捞物完整不损伤，而且大大降低了现场作业难度和施工风险，甚至节约了大量人力、物力成本。当时是国际上首次在水下进行极小曲率半径矩形曲线顶管群施工，并无先例可循，创新点颇多。
弧形梁方案，突破了大吨位水下沉船无接触式整体打捞关键技术的瓶颈。简单说，成果不只用于这一次打捞古船，还适用于打捞水中的不同规模和任意形状物体，如船舶、飞行器、货物等，具有很强的推广应用前景，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打捞技术。
同时，根据古船运输方案，建造了专用打捞工程船“奋力轮”，实现仅用一艘驳船就完成了沉船整体打捞的提升、运输进屋以及卸载作业，并保证古船的安全。
可以说，古船“回家”，是集最先进的打捞工艺、技术路线、设备制造于一体，直接提升了我国打捞事业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力。
过程中，项目涉及的施工现场较为分散，分部、分项工程专业性很强，涉及的相关单位众多，还为此形成了一套QHSE项目管理体系。这套管理体系，后续也为其他项目提供了实施蓝本，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再来说说，项目结束后的长效影响力。
2026年，以长江口2号古船实践作为案例，举办了一场“数据要素驱动文物全流程的数字化保护与创新应用”研讨会。
考古一般有3个难题，一是留存之难，考古过程往往不可逆，珍贵的信息容易消逝。二是管理之困，难以贯通全生命周期。三是活化之限，数字资源难以转化，文化价值难以释放。
而长江口2号古船，采用全流程数字化的保护与创新，空间上可还原、时间上可回溯、展示上可沉浸、传承上可活态。
比如说，它构建一套全流程的数据标准规范，涉及采、汇、处、存、管、用，整合了三大维度15类数据，数据链贯穿全周期，搭建数据资产。比如，考古日志、正摄影像、倾斜模型、三维点云、监测数据、纹理照片等，还有后期的展示传播、智能管理和安全预警，都纳入数字化体系。
这套具有标准性、规范性的全流程数字化模式，已经远远超出具体的文物修复，更是扩展到了数据资源库、智慧脑平台，乃至为全行业协同提供一把“标准尺”。
根据这些毫米级精度的数据，后续可以直接开发一系列数字产品。简单说，我们可以为文物进行数字化修复，用3D打印进行沉浸式教学，纹理纹样库的数据可以用于未来的文创产品、国潮服饰设计等。可视化图片证据可以帮助进行文物档案管理、线上展览策划，为学术研究提供多维度价值。
再往下说，这些数字资产还能为博物馆建设、沉浸式体验、影视游戏开发、美术设计开发、文化遗产影片制作等，提供即用即取的数字环境资产。文化遗产从单一的可视化，转向多元价值赋能和孵化。
这一套全流程体系甚至具备多领域的示范效应。根据介绍，这套系统正在向6省市推广应用，支撑20余项项目。
今天我们越来越强调：文物修复项目结束，并不意味着保护工作真正的结束。
具体而言，它可推动建立完整档案，持续关注文物状态。可以通过无线传感器、物联网等技术，进行“预防性保护”。
往大一点说，正如长江口2号古船项目，具备跨领域、跨专业的推广应用、经济效应，输出的是一整套“平台”“方案”“孵化器”。这就是科技创新对文物的赋能。
技术与伦理的边界
2025年3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明确“鼓励开展文物保护数字化工作”。2026年7月，国家文物局印发《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首次明确“数据采集、加工、存储、传输、登记、服务”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文化和科技融合，既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又聚集了大量创新人才，是朝阳行业……”
这种跨行业的融合，往往催生大突破。
比如北周武帝宇文邕究竟长什么样？史书记载，他在亲征途中突发恶疾而死，死因是什么？
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少卿团队用“分子遗传学”寻找答案。团队提取了宇文邕基因组，公布了宇文邕头像“复原图”，通过基因组数据，揭示出宇文邕长期服用丹药，患有慢性砷中毒。遗传学与考古学在此交叉。
科技应用到了如此程度，不能不涉及一个问题：对文物、考古来说，哪些是科技越来越需要的地方，哪些又是它替代不了的呢？
张珮琛认为，科技首先改变了人们认识文物、作出保护决策的方式。过去很多判断更多依赖修复师长期积累的经验，而今天，科技能够把经验进一步转化为可观察、分析和验证的科学证据。
它真正的价值，不是让修复师“做得更多”，而是让我们“看得更清、判断更准、动手更少”，从而最大限度降低对文物本体的干预和风险。
第二个重要改变，是推动文物保护从“抢救性修复”走向“预防性保护”。最好的修复，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尽可能让文物不需要修。特别是AI介入后，有望逐步建立更加完整的文物“健康档案”。
而面向未来，科技创新的提升空间仍然非常大。“检测出来”并不等于“解释清楚”。
未来更需要考古学、材料科学、化学、物理学与传统修复经验的深度融合。同时，新型胶黏剂、加固材料、纳米材料等不断出现，但文物需要保存数百年甚至更久，这些材料老化后会不会变色、脆化，是否会与文物本体产生新的反应，仍需要长期研究。
AI同样需要有非常明确的边界。它无法解决最核心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对于残缺文物，AI可以生成一个非常完整、合理的复原形态，但“最可能的样子”并不等于“历史上真实的样子”。
有些问题永远不能单纯交给科技。一件文物究竟应该修到什么程度？历史上的旧修痕迹应该保留还是去除？缺失部分应该完整补配，还是只做必要的结构支撑？最终决定一件文物“要不要修、修到什么程度、哪些历史痕迹必须保留”的，仍然是专业判断和修复伦理。
科技解决的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修复伦理决定的是“我们应该做什么”。因此，现代文物保护真正理想的状态，不是传统与科技二选一，更不是机器取代人，而是传统技艺、现代科学、数字技术与修复伦理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保护体系。
创新永无止境。在国际上，中国智慧的声量越来越响。同样，在“科技+文物”领域，上海围绕文物“防、保、研、管、用”的一系列实践、理念、标准、体系、应用等，让我们逐渐向“引领者”转变。
原标题：《青铜盂竟是商代斝改制……文物修复用上CT扫描、AI诊断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