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武 主编 · 口述历史丛书 113
我 与 近 史 所
近史所七十周年访问纪录
1955 年筹备，1965 年设所，十八位受访者与七篇忆往
愿本书不只是一次周年庆的纪念，更是一份可以被反复翻阅的“机构自传”。——黄克武《承前启后：近史所七十周年访问纪录序》
— 图 书 信 息 —
主 编黄克武
访 问黄克武、魏彩莹、张哲嘉、苏圣雄、许富翔、廖小菁、黄自进
记 录周维朋、曾冠杰、林东璟、詹宜颖
出 版 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时间2026 年 9 月
丛 书口述历史丛书 113
页 数805 页
开 本25 开
装 帧精装
定 价新台币 650 元
I S B N978-626-464-167-8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简称近史所）1955 年 2 月成立筹备处，聘郭廷以先生为筹备处主任；1965 年 4 月正式设所，郭廷以出任首任所长。到 2025 年，这个以近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的机构已经走过七十年。
2026 年 9 月，该所出版口述历史丛书第 113 种《我与近史所：近史所七十周年访问纪录》，由特聘研究员黄克武主编。黄克武 1985 年 10 月进入近史所服务，所中前三十年的事多半是听老同仁讲来的，后四十年是他亲身经历，这项访问计划因此由他主持。
内容简介
本书不仅是口述历史材料的汇编，更是一段跨越半世纪的学术记忆。通过历任所长、资深同仁与海内外学者的访谈与回忆，记录近史所如何继承前人所打造的基业，因应时代变迁，迎向不同挑战，在新的学术环境之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呈现近史所从草创到茁壮的多重面向。同时，让后来者看见近史所如何在不同世代的努力中累积典范、修补不足、拓展视野，从这些真实的声音与记忆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勇气与方法，开创近史所更具活力、更具深度、也更能与世界对话的未来。
目 录
历任所长
01. 陈三井先生访问纪录
02. 吕妙芬女士访问纪录
03. 雷祥麟先生访问纪录
资深同仁
01. 黄福庆先生访问纪录
02. 黄自进先生访问纪录
03. 赖惠敏女士访问纪录
04. 康豹先生访问纪录
05. 陈仪深先生访问纪录
06. 赖泽涵先生访问纪录
岛内学者
01. 刘维开先生访问纪录
02. 唐启华先生访问纪录
03. 林桶法先生访问纪录
海外学者
01. 山田辰雄先生访问纪录
02. 刘建辉先生访问纪录
03. 金丸裕一先生访问纪录
04. 石川祯浩先生访问纪录
05. 川岛真先生访问纪录
06. 中村元哉先生访问纪录
学人忆往
01. 林丽月 海纳百川：我与近史所的师友情缘
02. 游鉴明 明镜本无物 我却惹尘埃
03. 李金强 我与近代史研究所
04. 汪荣祖 怀朋园 忆往事
05. 耿云志 回忆张朋园先生
06. 黄宽重 刘子健与近史所创办者郭廷以的关系
07. 欧阳哲生 台岛情缘：我与近史所同仁交往琐忆
索引
序 承前启后
黄克武 撰
这本《我与近史所：近史所七十周年访问纪录》，不只是口述历史材料的汇编，而是一段跨越半世纪的学术记忆。透过历任所长、资深同仁与海内外学者的访谈与回忆，本书呈现近史所从草创到茁壮的多重面向。这些面向包括制度如何成形、研究如何推进、人才如何培养、国际连结如何建立，以及在不同时代压力与机会之下，机构如何调整步伐、维持其学术上的核心使命。同时本书也尝试从人际往来、生活点滴之中映现历史的具体面貌。
中研院近史所筹备处成立于 1955 年 2 月，由郭廷以先生出任筹备处主任；经过十年的努力之后，于 1966 年 4 月正式成所，由郭先生担任首任所长，迄今已满七十年。
有关近史所筚路蓝缕的开创过程，过去已累积若干记载与研究成果。1985 年 2 月，为庆祝本所成立三十周年，在当时所长吕实强先生策划下，曾出版《近代史研究所大事纪要》及《近代史研究所三十年史稿》，两书具体勾勒 1955 至 1985 年间本所的变化与成长。1995 年 2 月，本所成立四十周年之时，在陈三井所长主持下，出版三本“四十周年所庆系列”，分别为《郭廷以先生九秩诞辰纪念论文集》《郭廷以先生书信选》（陆宝千编）与《走过忧患的岁月：近史所的故事》（陈三井编），记录了许多创所时期的掌故与细节，使后人得以在制度沿革之外，看见早期同仁如何在有限资源与多重限制中，一步一步推进研究工作。
除了出版史料与回忆文字之外，也有同仁从事本所历史的研究，其中最重要者，当推张朋园先生的专书。1997 年，张朋园先生出版专书，以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三人为线索，记录美国福特基金会与近史所的关系。该书将 1960 至 1970 年代近史所的成长，放在冷战时期“美国中国研究”的制度需求之中来描写。1960 年代初，美国学界急需可持续取得的中国近代史料与研究基地，于是透过费正清等人所代表的学术网络与基金会资源，把近史所逐步推成重要的合作对象。作者特别着力于福特基金会的协助如何具体落实，补助不只是经费挹注，而是以档案利用、资料整理、工具书与目录编纂、缩微复制、研究训练与交流为轴线，促使近史所建立可长期累积、可被国际学界使用的研究基础设施；同时也支持讲座、国外访问与合作计划，使近史所与美国中国研究圈形成稳定的互通管道，进一步提升其能见度与学术信用。书中并写出这套合作如何在 1960 年代中后期面临转折，一方面美国对中政策与学术环境变化使补助缩减，另一方面史料开放与资源使用上的争议，让原本持续推进的缩微与资料计划出现停滞。透过郭廷以、费正清与韦慕庭之间的往返文件与财务资料，该书把近史所“在福特基金会协助下的发展”写成一条可追踪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由外援促成的人才、材料与工具体系，如何把一个研究单位推向国际合作网络，又如何在冷战政治与学术资源重分配之下调整其步伐与定位。
1980 至 1990 年代影响近史所最重大的因素，则是院方推动的两个“五年计划”。我这一辈的同仁都是因为这两个计划扩充员额，才得以进所。近史所在第一期五年发展计划（1981 至 1986）期间，将重点放在“扩充研究量能并完成议题外延”。所方在既有近代中国研究基础上，提出并推动民初历史、抗战前十年经济史、抗战史与中国台湾史四项整合型研究计划，一方面带动研究人力与合作分工，另一方面也使研究视野由传统政治外交叙事，延伸到经济、战争与中国台湾史等领域，形成更完整的研究布局。第二期五年发展计划（1986 至 1991）则是在前一期成果上“加深与前推”，延续既有课题，同时把研究时段向前拓展到明清史，并吸纳更多受西方史学训练与方法影响的新进研究人员，使研究取径更趋多元。在空间与设备方面，近史所档案馆大楼于 1987 年兴建完成，并在 1988 年 2 月正式启用。近史所研究大楼则于 1992 年落成，作为研究室与行政办公空间，可视为五年计划时期累积需求后的具体发展，让研究、典藏与行政支援得以在同一基地内更有效整合。近史所目前的规模，至此大致奠定。
2004 年为庆祝郭廷以先生百岁冥诞与五十周年所庆，陈永发所长策划出版《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2012 年本所又出版《郭量宇先生日记残稿》（陆宝千编），记载 1957 至 1967 年间郭先生的经历。这一些书都忠实地记录了近史所的历史。2015 年本所成立六十周年，为庆祝这一特殊日子，在我担任所长任内出版《近史所一甲子：同仁忆往录》，收录十八位本所同仁的口述访问与自述，以及十余位海外学者对本所六十周年的贺辞，借此呈现近史所成长的历程与多重面貌。
一转眼又过了十年，2025 年迎来本所七十周年。为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雷祥麟所长希望由我主持一个“我与近史所”的口述访问计划，作为建所七十年的贺礼，也记录本所如何继承前人所打造的基业，并在新的学术环境之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对于这个工作，我感到责无旁贷。我于 1985 年 10 月进入近史所服务，因此所中前三十年的事情，多半是经由老同仁的口述而得知；后四十年则是我亲身的经历与见证。
为了尽可能忠实地记下这段历史，在接洽访问对象时，我不得不做出取舍：一方面避免重复既有访问纪录；另一方面即使重访，也必须能提供新的讯息或新的角度。基于此考量，我访问了黄福庆、陈三井与赖泽涵三位退休同仁，他们的叙述以 1960 年代初期以来在所服务的经历为主，内容不限于学术研究，也包含许多鲜活而有趣的生活点滴，乃至一些主观的爱恨情仇。其他六位本所资深同仁，则依专业关联与代表性邀请适当人选进行访问，包括张哲嘉访问雷祥麟所长、魏彩莹访问吕妙芬所长、苏圣雄访问黄自进、许富翔访问赖惠敏、廖小菁访问康豹，以及我访问陈仪深等先生。以上六位多半在我来所之后陆续进所服务，透过他们的口述，读者也得以更清楚地理解近四十年来本所制度、研究取向、对外互动与日常运作的变化。
除本所同仁外，我与黄自进先生合作，访问三位岛内学者：刘维开、林桶法与唐启华，以及六位日本学者山田辰雄、刘建辉、金丸裕一、石川祯浩、川岛真、中村元哉等先生。他们皆为与本所长期往来的学术伙伴，从他们的谈话可更真切地认识本所在岛内、国际学界的互动方式、合作经验与学术活动。另有部分学者愿意自行撰写回忆文字，我亦邀请他们以“我与近史所”为题，撰写回忆性文章，分别为林丽月、游鉴明、李金强、欧阳哲生等先生。同时，本书亦收录耿云志、汪荣祖、黄宽重等先生三篇已发表的文字，使本书的视角更为多元，也让近史所的形象不仅来自“所内叙事”，而能在海内外不同观察的位置上相互映照。
此一计划的推展与完成，是本所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我特别要感谢参与此次工作的同仁，包括接受访问、自行撰述之同仁，以及口述工作之主访者、记录者与整理校订者，在此不一一一致意，谨表达本人最诚挚之谢意。
时代不断变化，近史所也必须因应时代变迁，迎向不同挑战。
值此七十周年纪念，我们借着此书的出版，一方面表达对前辈同仁的敬意、对学界师友的谢意；另一方面也希望借此自我勉励，在回望之中认识本所一路走来所倚赖的核心价值，包括对史料的敬畏、对问题意识的坚持、对学术规范的自律，以及对公共世界的责任，并在新的条件下重新确立本所可以前行的方向。愿本书不只是一次周年庆的纪念，更是一份可以被反复翻阅的“机构自传”。我尤其盼望本书可以让后来者看见近史所如何在不同世代的努力中累积典范、修补不足、拓展视野，也让我们在这些真实的声音与记忆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勇气与方法，开创本所更具活力、更具深度、也更能与世界对话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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