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秋，晋察冀根据地北部的一条山路上，杨成武面对一支疲惫不堪的卫生队，作出了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让主力部队继续转移，留下人员掩护伤员和药品撤退。队伍里有一百多名年轻女学员，她们并非从小习武的战士，而是从城市学校走进抗日队伍的知识青年。
这类场景，正是华北敌后斗争最残酷的地方。日军实行“扫荡”，往往不只追击作战部队，还专门寻找机关、医院、学校和运输队。对八路军而言，药品和医护人员比普通物资更难补充，一旦落入敌手，伤员救治便会受到严重影响。
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学员，大多来自北平、天津、保定等地。她们有的读过师范，有的学过护理，也有人原本过着相对安稳的家庭生活。来到根据地后，身份发生了变化：课堂搬进山沟，课本旁边放着绷带，夜间还要学习如何在枪声中包扎伤口。
“大家闺秀”这个说法，并不是说她们娇弱，而是说明她们原本拥有另一种人生。可战争没有给人慢慢适应的时间。背上药箱，就要跟着队伍翻山越岭；听见枪声，就要趴下救人。脚底磨破了，不能停。担架缺人，女学员也要抬。
1941年秋季，晋察冀根据地多地遭到日军反复“扫荡”。部队转移时，机关人员、伤员、群众和医护队伍往往混杂在一起，行军速度很慢。山路狭窄，夜间能见度低，稍有迟疑，敌人的搜索队便可能从侧后方追上来。
杨成武后来回忆这类战斗时，最难受的并不是枪声，而是队伍中那些年轻人的处境。她们肩膀窄，负重却不轻；有些人刚学会在野外搭设简易救护点，便被迫参加长距离转移。指挥员必须在“保全部队”和“掩护群众、伤员”之间作出选择。
有学员曾对身边战友说：“药箱不能丢，里面装的是伤员的命。”这句话朴素，却道出了卫生队的责任。药品不足，是根据地医疗工作长期面对的难题。纱布要反复清洗，器械要轮流使用，哪怕一支针管，也要尽力保存。
当日军追近时，掩护部队通常会抢占山口、路口和高地，把敌人暂时挡住，再让大队人马分散撤离。这样的任务，危险而且残酷。留下的人必须尽量制造声势，让敌人误以为主力仍在附近；等群众和伤员走远后，掩护部队才寻找机会突围。
女学员们也可能被编入这样的撤离行动，但有关具体人数、地点和伤亡经过，不同材料存在差异。尤其是一些后来流传甚广的细节，缺乏同期档案和可靠回忆相互印证，不能一概当成确凿史实。历史叙述可以有情感，但不能靠夸张来增加分量。
可以确认的是，敌后卫生人员确实长期处在极大危险之中。她们不仅要救治伤员，还要随部队转移，承担物资运输、隐蔽伤员和照料群众等任务。日军一旦发现卫生机关，往往会把它视为削弱八路军的重要目标，医护人员因此多次遭遇伤亡。
对杨成武这样的指挥员来说，命令从来不是纸面上的几个字。每一次决定，背后都是一张张年轻的面孔。让她们留下，可能意味着牺牲；让她们随主力撤走，又可能使伤员和群众陷入险境。战场上的“取舍”，落到个人身上，就是生死。
有人问过杨成武，为什么对这些女学员印象特别深。他的回答大意是：她们原本可以在学校读书、在家中生活，却到了山里背药箱、救伤员，真是难为这些孩子了。
这份痛心，并不等于把女学员看成需要保护的弱者。恰恰相反，正因为她们出身不同、经历不同，却在战火中承担了同样的责任，才更能说明抗战队伍的构成。抗日战争不是少数人的战斗，而是学校师生、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和普通群众共同卷入的一场民族战争。
战争结束后，白求恩卫生学校的传统被后来者延续下来。许多幸存学员进入医院、部队和卫生教育机构，继续从事救护工作。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人，也并非没有痕迹：一只药箱、一卷绷带、一张被汗水浸软的课程表，都曾与她们并肩走过山路。
梯子沟也好，其他隐蔽转移路线也罢，真正值得记住的不是传说中某个过于戏剧化的片段，而是当年卫生队在敌后生存的真实压力。她们没有天生的铠甲，只有药箱、绷带和一双走到起泡的脚。可在命令下达之后，仍然背起药品，走进了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