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年秋，安庆城内，翼王石达开面对聚拢而来的太平军将领，手里握着的不是一张稳操胜券的地图，而是一支缺少粮道、水师和固定地盘的远征军。
这支队伍声势不小。杨秀清、韦昌辉先后死于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在军中的威望很高，许多将士相信，跟着这位翼王离开天京，或许能另立根基。有人对他说：“只要有一块地方站住脚，局面就能慢慢打开。”
话说得有道理，现实却很快给出了答案。石达开擅长带兵冲阵，临机决断也颇有章法，但单独经营一方，需要的不只是勇猛，还要有稳定的粮源、可靠的后方、明确的政权名义，以及能够协调各路将领的组织能力。这些条件，他几乎一样都不齐全。
石达开的第一次尝试，是回到自己熟悉的江西。
1856年以前，他曾参与太平军西征，在江西连续攻占多座城池，对当地道路、城防和将领关系都比较了解。离开天京后，他自然把希望寄托在这里，打算凭借旧部和旧有影响，重新建立一块根据地。
问题在于，江西并不是一片可以任意取用的空地。九江、南昌等地仍有清军坚守，赣江水道又被湘军水师控制。石达开虽然救援吉安，解了岳父黄玉昆的燃眉之急，却没能将几个孤立据点连成一片。
没有水上运输，兵力就难以集中，粮食也很难持续补给。军队看似占城不少，实际上彼此呼应不足。江西这条路走不通，他只得把目光转向浙江，试图从东南另找突破口。
浙江的关键，在于衢州。
衢州地处浙西，连接江西、浙江和闽北，是一座军事意义很重的城池。石达开希望拿下它，借此打通进出路线，再向周边扩展。可坚城不是靠声势就能攻破的，他在城下久攻不克，部队伤亡增加，附近清军又逐渐合围。
有意思的是，这场苦战暴露出石达开后来反复出现的毛病：太看重一座城的战略价值，却低估了围城所消耗的时间。远征军最怕拖延，兵力不能及时补充，粮秣不能稳定送达，所谓“打开局面”便会变成不断消耗。
衢州久攻无果后，石达开转向福建。闽北一度有杨辅清等部活动，石达开原本想借助这些力量站稳脚跟。然而，太平天国内部的政治变化，很快打乱了他的安排。洪秀全为杨秀清恢复名誉，并重新吸收部分杨氏旧部，杨辅清离开闽北返回天京，原有的合作基础随之松动。
失去接应后，石达开在福建接连受挫，原先控制的城池也相继丢失。这里的失败不只是战场上的败退，更说明他的队伍缺乏一个能持续吸纳地方力量的政治中心。各路人马愿意合作，往往是因为眼前利益，一旦形势变化，联盟便很难维持。
退回江西后，石达开攻下南安，并召集高级将领商议去向。会议上，进军四川的主张获得认可。早在太平军攻占武昌时期，太平天国内部就有人主张经营蜀地，利用山川险要和物产建立根基。石达开也曾认可这种思路，认为四川可守可攻，适合长期经营。
但进入四川之前，他又在宝庆府停了下来。
宝庆是湘军经营多年的军事重镇，城防坚固，援军也容易从湖南各地赶来。石达开围攻数月，始终无法突破，李续宜、刘长佑率援军抵达后，太平军被迫撤退。原本准备抢在清军合围前进入四川，结果却因围攻宝庆耽误时机，部队只得退往广西。
这已经是第三次受挫。江西没有形成根基，浙江被坚城拖住，福建又因盟友离开而崩解，宝庆一战则让四川之行遭到重创。每次出兵都有明确目标，却都没有把“占领一地”变成“经营一地”。
广西停留期间，部队长期缺粮，前途不明，部分将领带兵离开。彭大顺、朱衣点等人率部返回天京，石达开的力量明显削弱。赖裕新后来为他重新招募兵马，队伍才恢复声势，但这更像一次重新拼合，而不是完整的组织重建。
1862年以后，石达开终于率部进入四川。此时清军已经加强了川南防务，太平军必须迅速通过大渡河，寻找能够扎营和筹粮的地方。可队伍抵达紫打地一带后，因王妃生子而举行庆贺，具体细节在不同记载中略有差异，但部队行动迟缓、错过渡河时机，却是造成困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军很快封锁渡口，河水上涨，粮食断绝，太平军被压缩在狭窄地带。石达开曾试图谈判，以保存部众，但清军最终并未兑现善待全军的承诺。1863年6月，石达开在成都受审处死，年仅32岁；其部众大批被杀或遣散。
石达开不是没有战才。他的问题，在于离开天京后始终没有解决“靠什么长期存在”这一根本难题。四次谋求立足，败因各不相同，却都指向同一处：军队可以靠胜仗前进，却不能只靠胜仗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