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夏，河北遵化马兰峪一带，王绍义盯上的并不是普通坟茔，而是清东陵的裕陵与定东陵。此时军阀混战，陵区守备松弛，许多人的目光都投向了这片传闻中藏有大量珍宝的皇家陵寝。
后来名震一时的孙殿英，并不是最早把手伸向清东陵的人。按照相关记载，王绍义早已在河北一带活动多年，熟悉地方道路，也懂得如何联络各色人物。他看准时局混乱，准备趁乱闯入皇陵。
王绍义的算盘打得很精。他没有大张旗鼓地召集人马，而是先暗中查看地形，摸清陵区出入口和守卫情况。偏偏他的动静，引起了孙殿英的注意。
孙殿英同样出身绿林，深知王绍义不是小打小闹的角色。有人说，孙殿英表面上打着缉拿王绍义的旗号，实际上却一路跟踪，想看看这个江湖人物究竟盯上了什么。
两拨人前后脚赶到东陵，事情很快变了味。王绍义原本想独吞这笔财富，却没有料到孙殿英带来的力量更强。面对规模庞大的陵寝和可能获得的财物，孙殿英自然不肯旁观。
1928年7月，孙殿英部以军事演习为名，在清东陵实施盗掘，乾隆帝裕陵和慈禧太后定东陵遭到严重破坏。王绍义没有足够人手，也不敢与军队正面争夺，只能眼看着大批车辆从陵区进出。
“这回，轮不到咱们了。”有人这样劝他。
王绍义却没有离开。东陵事件曝光后，社会舆论震动，各方人员陆续进入陵区调查、清点和修缮，军警看守也明显加强。短时间内，任何陌生人靠近皇陵都会引起注意，他只能暂时收起念头。
有意思的是，他没有返回原来的活动范围，而是在东陵附近的村庄住了下来。为了不引起怀疑，王绍义改扮成弹棉花匠，平日走村串户，靠简单手艺谋生。这个身份不起眼，却能让他接触村民，慢慢掌握陵区周边的变化。
这一等，就是十几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冀东地区局势反复变化，日军、地方武装和抗日力量相继活动，东陵周边并不安稳。王绍义知道，陵区一旦发生枪战或戒备调整，贸然动手很可能丢掉性命。于是，他把真正目的藏得更深，甚至不轻易向旁人透露。
等到抗日战争胜利，地方秩序出现短暂空隙，王绍义才重新寻找同伙。他接触到穆树轩、杨芝草二人。两人是清代守陵人的后代，对陵寝布局、地宫位置以及部分通道较为熟悉。对盗墓者而言，这种“熟门熟路”的帮助，比单纯的人手更重要。
三人没有一开始就碰最难的帝陵，而是把慈安太后陵作为突破口。后妃陵寝规模相对较小，结构也不像帝陵那样复杂，既可以试探守备，又能检验进入地宫的方法。得手之后，他们的胆子明显大了起来。
目标随即转向康熙帝景陵。景陵规制严密，地宫入口也不是轻易能够打开的。三人事先准备钢制钥匙，反复设法，终于进入其中。至于地宫内具体损失，后来的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确定的是，景陵确实遭到盗掘，部分随葬器物流失。
他们没有孙殿英那样的兵力和车辆，只能采取分散搬运的办法。白天继续伪装，夜间设法转移，一件一件带出陵区，再寻找买家。这样做虽然隐蔽，却也留下了更多痕迹：有人见过可疑人员，有人听到陵区异响，也有人发现村中突然出现了来路不明的器物。
“东西不能再放在这里。”同伙曾提醒王绍义。
但盗掘皇陵牵涉太大，消息不可能永远封闭。军警顺着线索展开调查，很快将王绍义、穆树轩、杨芝草抓获，并搜出一批文物。遗憾的是，已有部分器物被转手，流向难以追查，许多损失无法完整追回。
王绍义之所以被视为孙殿英之前的重要盗陵者，并不只是因为他曾经盯上清东陵，更在于他把盗掘计划埋进普通生活之中。弹棉花匠这个身份，使他长期留在陵区附近；十几年的等待，也说明他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把皇陵当成了一项持续经营的冒险。
新中国成立后，清东陵由人民政府接管，相关案件进入审理程序。王绍义等三人因盗掘皇陵、盗窃文物被公审判决。1951年3月21日，三人在当地被执行枪决，案件由此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