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前后，湘西桑植三声潭峡谷，贺仕道押送枪械途中遭到伏击，身中数弹仍不肯向敌人低头。这位被乡亲称为“贺拳师”的老人，最终为掩护随行人员跳入河中，壮烈牺牲，时年五十七岁。
那批枪械，本是贺龙部队急需的武器。贺仕道与幼子贺文掌奉命秘密转运，同行人员乔装成商队，没想到行踪泄露，数百名武装分子提前设伏。贺文掌年仅十五岁，突围时被捕，敌人轮番逼问枪械去向，他始终没有吐露半句，后来惨遭杀害。
消息传回洪家关，贺英和贺龙悲痛万分。一个失去了父亲，一个失去了幼弟，兄妹二人却没有因此退缩。对于贺英而言，这并不是第一次面对生离死别。她是家中长女，幼年便承担起照料弟妹、操持家务的责任，早早尝到了生活的沉重。
贺英出生于1886年。贺家世代习武，父亲贺仕道为人仗义，常替穷苦乡亲出头，家产也在一次次周济他人中逐渐耗尽。贺英自小不愿裹脚，父母没有强迫她。这个决定看似寻常，却让她保住了行走、劳动和骑马的能力，也为日后持枪作战埋下了基础。
1906年，贺英与表兄谷虎成婚。两人并非安于乡里的普通夫妻，而是逐渐组织乡勇，保护百姓，打击恶霸。贺英身材高大，性情果断，遇事敢担责任，在桑植一带很有威望。贺龙后来走上武装斗争道路，与大姐长期形成的处世方式有很大关系。
1916年，贺龙在桑植发动斗争，贺英在地方联络、筹粮和组织人员方面给予了重要支持。1920年前后，贺龙准备接受王子豳方面的枪械援助，贺仕道父子便承担了这项危险任务。父亲和幼弟相继遇害，成为贺家无法抹去的伤痛。
1922年，谷虎又被军阀陈渠珍诱捕杀害。父亲、弟弟、丈夫接连离世，贺英没有选择退回家庭。她带领武装继续活动，打击土豪劣绅，保护乡民。她常说：“人活着，总得替穷苦人做点事。”这句话或许朴素，却说明了她为何一次次把自己置于险境。
1926年，贺龙参加北伐。次年大革命失败，贺英返回湘西扩充力量。1928年春，贺龙来到湘鄂西开展武装斗争，贺英率领一千余人到洪家关会合，形成了著名的“洪家关聚义”。她带来的不仅是兵力，还有地方关系、粮食来源和群众基础。
贺英并未一味冲锋。部队失利时，她负责掩护转移；缺少物资时，她变卖家产购买棉布、药品和弹药；红军家属无处安置时，她出面收容。整编部队时，她还提醒贺龙：“队伍不能只靠勇气，也要有规矩。”这类建议，对早期武装建设十分实际。
她的二妹贺戊妹、五妹贺满姑，也相继走上革命道路。1928年9月，贺满姑在桑植被捕。敌人将她和三个孩子一同关押，试图用亲骨肉逼她交代游击队去向。贺英设法救出了孩子，贺满姑得知后，才稍稍放下牵挂。
1928年9月19日，贺满姑在桑植县城外校场坪遇害，年仅三十一岁。面对酷刑，她始终没有供出同志。百姓冒险收殓遗体，秘密安葬。她留下的孩子中，向楚生后来被授予大校军衔，向轩曾参加红军，后被授予中校军衔。母亲没有看到他们长大，却把坚守秘密的选择留给了下一代。
1933年5月5日，鹤峰地区，贺英率领的游击队驻地遭到突然袭击。她当时正在休息，听到枪声后立即组织转移，让伤病员和红军家属先走，自己与二妹贺戊妹留下阻击敌人。
战斗中，贺戊妹中弹后继续作战，贺英腿部和腹部先后负伤。战友想背她撤离，她却拒绝了：“不要管我，带他们走。”向轩后来回忆，贺英还让他去寻找红军、报告贺龙。枪声持续到最后，她用身体挡住了追兵。
贺英和贺戊妹随后被敌人杀害，遗体一度被悬挂示众。贺龙得知消息后悲痛难抑，派人设法收殓。那时的贺英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她长期配合红军，承担地方组织、群众动员和后勤保障等工作。党组织认为，她在当地特殊的社会关系，有利于团结各方力量。
贺龙后来回忆大姐，说她从小支撑家庭，照料弟妹，也收养和帮助过不少烈士遗属。贺英的一生，既是一个长姐、妻子和母亲般的家庭支柱，也是湘鄂西早期武装斗争中不可替代的地方力量。她和父亲、二妹、五妹、幼弟的名字，连同贺龙率部坚持革命的道路，共同留在桑植的山岭与澧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