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冬，北京西山的一间会议室里，叶剑英面对第二炮兵的整顿难题，反复斟酌一个名字：向守志。这个决定，并不是因为向守志最年轻，也不是因为他熟悉所有新式装备，而是因为在当时复杂的局面下，军队需要一位能压住阵脚、又懂得从零起步的人。
第二炮兵成立于1966年，是我国战略导弹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担的任务特殊，技术性强，保密程度高，既要求指挥员具有军事经验，也要求其理解导弹、核武器以及现代战争体系。
偏偏在“九一三”事件之后，这支部队内部受到严重冲击，干部队伍和工作秩序都需要重新梳理。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清楚，普通的行政调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必须找一个在军中有威望、在院校建设上有实绩的人。
向守志的名字由邓小平提出。叶剑英听后并不陌生。早在筹建西安炮兵学校时，他就曾关注过这位老将的表现。叶剑英说：“二炮的事情，向守志去办，我才放心。”
这句话分量很重。
向守志并非一开始就愿意接受。长期受到审查和冲击后，他与新兴战略武器领域已经有了不短的距离。面对叶剑英的邀请，他坦言：“我离开部队多年，对新的技术情况掌握不够，恐怕难以胜任。”
叶剑英没有急着说服他，只是表示，组织和同志们认为他合适，希望他认真考虑。
这一考虑，持续了几个月。向守志没有把任命当成荣誉，而是埋头阅读有关文件、熟悉部队情况，重新学习导弹部队的组织结构、训练要求和装备特点。等到真正走进第二炮兵时，他已经不是仓促上任，而是带着准备而来。
但叶剑英之所以坚持用他，还要从更早的西安炮兵学校说起。
1957年，北京成立高等军事学院，重点培养高级军事干部。课程不再只是传统的战术和指挥，还涉及战略、战役以及现代武器技术。对许多从战争年代走来的将领而言，这并不轻松。
向守志文化基础有限，却不服输。他曾表示，打仗都闯过来了，学习上的困难没有什么可怕。此后，他在学院学习了三年，认真补上现代军事理论这一课。
毕业前夕，他同时面临两个方向：武汉军区方面希望他担任参谋长，中央则决定让他出任西安炮兵学校校长。前者更熟悉，后者却关系到国家战略武器人才的培养。
向守志选择了后者。
1960年到任后，他没有急着坐在办公室听汇报，而是先到教研室、实验场所和学员中了解情况。那所学校的建设并不顺利。中苏关系变化后，原有的援助中断，部分教材、设备和教学力量无法继续依靠外部支持。
没有现成教材，就组织专家编写；缺少实验器材，就四处联系调配；没有独立实验场所，就研究自建条件。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曾为教学提供帮助，但向守志认为，长期借用终究不是办法，学校必须形成自己的教学和科研体系。
他把事情拆开来办。一边抓教材，一边抓设备；一边请专家，一边培养自己的教员。周恩来对这类人才建设十分重视，学校也因此得到多方面支持。
设备逐步到位后，向守志又把注意力放到校风上。他要求教员认真备课，学员扎实钻研，不能因为部队干部有战功，就在学习上降低标准。导弹部队是新事物，靠老经验包打天下，显然行不通。
有意思的是，向守志并不把院校工作看成远离战场的清闲差事。在他看来，课堂里的理论、实验室里的数据，最终都要转化为部队的战斗力。也正因为这种务实作风，西安炮兵学校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学秩序。
叶剑英视察时，对学校建设给予肯定。他看重的不是几栋新建的房屋，而是这支队伍已经有了自己的教材、教员和训练传统。
这段经历，解释了叶剑英后来为何认定“非向守志不可”。向守志懂基层，也懂院校；经历过战火，也愿意重新学习；能够抓纪律，更能够尊重技术。对于刚刚经历震荡、急需恢复秩序的第二炮兵来说，这几项条件缺一不可。
向守志正式主持第二炮兵工作后，着手整顿内部秩序，恢复训练和领导机构，推动部队重新走上正规化建设道路。对这位曾经长期离开岗位的老将而言，重新面对陌生领域并不容易，但他没有把困难推给时代，也没有把过去的经历当作资本。
1977年，向守志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82年出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此后，他继续在部队建设岗位上工作。2017年，向守志在南京逝世，享年10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