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夏天，北京一所学校里，左太北拿着未被录取的通知，反复查看自己的政审材料。成绩并没有问题，家庭出身也没有问题，真正卡住她的，竟是表格中多填的一位亲属。
这件事后来经陈赓过问，才有了转机。陈赓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熟悉左权，也知道这位烈士遗孤的成长经历。他调查后指出，问题并不在左太北本人，而在于她填写社会关系时，把一位有特殊经历的亲属也列了进去。
左太北的父亲左权，早已牺牲在抗日战场。1942年5月25日，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展开“扫荡”，八路军总部机关转移途中，左权在山西辽县麻田附近指挥掩护行动，被炮弹击中，年仅37岁。
那时，左太北只有两岁。她对父亲没有直接记忆，关于父亲的最初印象，来自母亲刘志兰的讲述、父亲留下的书信，以及许多老战友口中的片段。
左权并非只会带兵冲锋的将领。他早年就读黄埔军校，后赴苏联学习军事，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和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长期在八路军总部协助彭德怀主持作战指挥、部队训练和根据地建设，既能研究战局，也重视具体部署。
有意思的是，越是严谨的军事干部，写给家人的信往往越细。左权在信中会问女儿是否生病、衣服是否够穿，还托人捎回衣物和食物。战场上的指挥员，落在纸面上的却是一个父亲对幼女的牵挂。
女儿出生于1939年，名字“太北”与太行山北部有关。这个名字既记录了她出生的地方，也留下了左权与根据地生活之间的联系。可惜那张全家合影拍下不久，左权便在突围掩护中牺牲。
左太北成长过程中，彭德怀给予了她许多照料。刘志兰需要工作，彭德怀和浦安修便常去看望孩子。后来，左太北还曾在彭德怀身边生活。彭德怀对她并不一味娇惯，生活上要求节俭，学习上要求认真。
这种教育影响了左太北。她很早便产生了一个愿望：学习军事技术，改进武器装备。父亲牺牲时，八路军装备条件十分艰苦，这段家庭记忆让她把报考哈军工视为一件严肃的事情，而不是普通的升学选择。
然而，成绩合格并不等于政审材料没有疑问。左太北填写家庭和亲属关系时，把二伯列入其中。由于这位亲属曾在国民党军队任职，审查人员据此提出疑问，录取程序随即停了下来。
左太北没有先去找彭德怀。她担心别人认为自己凭借烈士子女身份走特殊渠道，也不愿让父亲的名声成为替自己求情的理由。思量之后，她决定直接到陈赓办公室询问。
“陈伯伯，我想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被录取？”
陈赓认出她后，又问了一遍：“你是左权的女儿？”
得到肯定答复后，他仔细了解了材料情况。陈赓并没有绕开政审，而是要求把事实查清：一个人的政治审查，应当看本人表现和实际关系，不能因为多填一名亲属，便把烈士遗孤简单排除在外。
据相关回忆，陈赓当时对左太北说：“你多填了一个社会关系，问题要查清楚，不能这样处理。”随后，他让有关方面重新核实材料。事实明白后，左太北获得了进入哈军工学习的机会。
这次录取并不是凭空降下的照顾。她的成绩、志愿和个人表现构成了基础，陈赓所做的，是纠正审查中机械套用材料的做法。对军事院校而言，纪律重要，实事求是同样重要，二者并不矛盾。
进入哈军工后，左太北学习十分用功。她没有把父亲的名字当作可以炫耀的资本，反而始终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彭德怀曾把多年积存的烈士子女抚养费交给她，并叮嘱要节省使用，这种朴素的家风也伴随了她的成长。
毕业之后，左太北投身航天科研与管理工作，长期参与相关事业，直到2000年退休。晚年，她还整理左权遗物和史料，走访当年红军、八路军活动过的地方。那份录取风波，后来被许多人记住，并不只是因为“开了绿灯”，而是因为一份材料如何被重新放回事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