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农村人没有“乞丐”的叫法，都是说“要饭的”“要馍的”“要馍吃”。当说“要馍吃”时，“吃”是名词，就是要馍的人，我是随便写了一个“吃”字，或是其它同音字。
突然想到，天水老家的村里要馍的绝迹有四十年了。
我们村的历史能往上追溯的也就二三百年，再往上人都不知道，但可以推测，村里的乞丐是源远流长，只不过是有一阵子多些，有一阵子少些，有一阵没有乞丐，大致如此吧。
就过去的一百多年来说，乞丐最井喷的时候是“伍捌年”，1958开始的三四年时间，然后乞丐减少，但又一直存在，这家出去讨饭，那家出去讨饭，当然，也有外村人跑到我们村来讨饭的。现在老人常说的话是，生产队我们村40户，有37户出去讨饭，讨饭比例是92.5%。
那三四年，37户人家外出乞讨，多数是往陕西跑，宝鸡、渭南、咸阳一带，先走六七十里地到南河川，挤上火车就往陕西走，到了陕西，停一站，下一拔人，佝偻着身影走进不同的村庄，可怜兮兮叫人家“爸”“妈”或“爷爷”“婆”，讨些吃的。前几年，我碰上一个陕西老人，她说当年她们村一拨又一拨的天水人或甘肃人来要馍，都是招架不住。我说是不是像现在的中东难民跑到欧洲一样，她只是笑。
天水人真的感谢陕西人的接济，要不然更是悲惨无边。
1962年以后，不是大饿了，中饿和小饿一直绵延不绝，所以，村里人外出乞讨也是绵延不绝，只不过是没那三四年多。1977年1978年，我们村人还是往陕西跑着要馍，我的母亲和四婆就是这两年的冬天半夜偷着从村里跑出去的，两个人跑到陕西，进了一个村分头各要各的馍，结果两人走丢了，最后是各回各家，要的馍渣子半路都吃没了，空手回家。
我爷爷年龄大，跑不到陕西，就跑到本县北边川的几个村去要馍，七八天要来半袋面。
就我们村多数的年轻人或中年人来说，包括我，不只是农民的后代，还是乞丐的后代。
我们那边的村，最小的乞丐是1968年出生，1970年代中后期正是十岁左右的娃娃，大人带一个娃娃要饭，容易要得上。
村里村外外出要馍的，老人、男人、女人、娃娃都是随手拄一根要馍棍。我们村的人外出要馍，别的村的人进我们村要馍，我们村穷没得要，有些乞丐就拿着要馍棍威胁打人。路上来来往往的乞丐，都是相互打探消息，哪个村容易要上馍，哪个村要不上馍。特别是冬天，乞丐一帮又一帮，络绎不绝，女人远处看见乞丐要进村，赶紧把门锁上藏起来。
真是为难得很，自己没得吃，拿什么东西给乞丐吃啊，满是凄惶。
1979年秋天，我们村开始“分地”，土地承包开始，1980年秋天，“分地”结束。一下子乞丐就少多了，村里只是零星的人外出乞讨，这个时候有一个变化，以前外出乞讨只藏着队长和干部，现在是藏着村里人，更隐蔽，就是怕笑话，地都分了，怎么还外出乞讨。进我们村乞讨的外村人仍然有，隔两天就有一阵，每家抓一把面放到乞丐挑的扁担的面袋里。
1982年，我们村应该是没人外出乞讨了，可是外村乞讨仍然来我们村要馍，都是本县的人，按说他们也分地了，慢慢吃饱了，怎么还是外出要馍呢。听人说，这些人是这么算计的，土地承包到户，家家粮食多了，容易要到吃的，攒些吃的，万一以后又回到生产队挨饿了，家里能多少藏些粮。对，这个时候的乞丐并不是饿，而是为以后可能的饥荒攒粮。
1984年，我在上学路上还看到乞丐，为以后攒粮食的乞丐，是南边川地一个大人带着两个十五六岁的孩子，路过我们村的地畔，要到北边村的川地要吃的，得跨界三十里地。这个时候乞讨都不敢跑到本乡，甚至不敢跑到邻乡去要，而是邻乡的邻乡，就是尽可能没有熟人的地方要馍，熟人的地盘容易笑话。这一年，两三月才碰上几个乞丐，零星的零星。
然后呢，我就再没见过乞丐，一个乞丐没见过，也就是说1985年吧，我们村我们乡乞丐就绝迹。
这么一算，天水老家的村里乡里乞丐绝迹有41年了。
至于有人说的农村人跑到城里当职业乞丐，那就另说了，我这里只说因饥饿而乞讨的。
放在几千年的大国历史中，乞丐绝迹真是了不起的事，可是，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比，我们的乞丐绝迹又是很晚很晚的事了。无论如何，我是感谢改革开放的，没有土地承包到户，并且还是生产队的话，估计到今天还是吃不饱，还是乞丐成群。
那样的话，我也是重复长辈的路，一个人或和村里人结伴跑到陕西去要馍，今晚的话，我不在炕上，也不在床上，而是在一个柴窝里——乞讨的人没处睡，看到一个柴堆，就双手扒呀扒，扒一个窝——钻进去就像狗一样睡下。
我这人木讷，口笨，胆怯，真不知道白天乞讨时能要到多少馍。
（作者：李成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