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冬，北京，74岁的郑洞国收到女儿遇害的消息，久久没有说话。这个经历过抗日战场、长春困局和人生沉浮的老将，晚年最珍视的，不是职务，也不是名声，而是家中那个年仅21岁的女儿。
郑安玉在外文印刷厂工作，因相貌清秀、性格温和，被同事称作“厂花”。她喜欢读书，准备参加恢复后的第一次高考。对郑洞国来说，女儿正处在人生刚要展开的阶段，前途还没有真正起步，意外却突然降临。
案发后，郑洞国向有关部门写信，请求尽快查明真相、严惩凶手。这位一向沉默克制的老人，很少主动提出个人要求。女儿出事后，他打破了多年形成的谨慎，只希望给孩子一个交代。
公安机关随即展开调查。根据后来披露的案情，凶手是厂内一名长期追求郑安玉的年轻人。郑安玉并未接受对方感情，且即将投入复习和考试。对方因求爱受挫，又担心她离开原有环境，逐渐产生了危险念头，最终潜入宿舍行凶。
案件很快告破，凶手受到法律惩处。案子结束了，郑家的悲剧却没有随之消失。同事回忆，女儿遇害之后，郑洞国的身体明显衰弱，原本挺直的身姿很快弯了下去。老年丧女，对一个老人而言，打击并不亚于战场上的失败。
郑洞国一生经历过多次转折。1903年，他出生于湖南石门，后来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黄埔毕业生中，有人投身北伐，有人转入地方军政，而郑洞国长期在军队中任职，逐渐成为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将领。
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过多次作战，曾率部投入台儿庄战役等战事。与许多前线将领相比，他有一个颇为特殊的经历：长期身处危险之中，却没有留下严重战伤。因此有人称他是“福将”，但战场上的幸运，并没有延伸到他的家庭生活。
郑洞国早年奉父母之命成婚，妻子覃腊娥比他年长八岁。夫妻共同生活多年，育有两子一女。覃腊娥勤俭持家，性情温厚，是郑洞国早年生活中的重要依靠。遗憾的是，她后来因病去世，给郑洞国留下很深的打击。
守寡多年后，郑洞国在探望同乡肖执中时，认识了前来送饭的陈碧莲。那时陈碧莲年仅17岁，郑洞国则已是军中颇有声望的将领。两人相识后逐渐产生感情，后来结为夫妻。由于郑洞国长期带兵在外，夫妻聚少离多，但感情一直较深。
有一次，郑洞国准备离开后方，陈碧莲曾劝他说：“战事凶险，还是少在外奔波。”郑洞国只能回答：“军人的路，暂时还由不得自己。”这类聚少离多的生活，在那个年代并不罕见，却也为婚姻留下了难以弥合的距离。
1948年，郑洞国担任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后来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和吉林省政府主席，负责固守长春。解放军完成包围后，城内粮食、燃料逐渐短缺，军民困顿，守军与外界的联系也被切断。
郑洞国曾试图调整部署，但长春已经陷入孤立状态。1948年10月，他在部下推动下接受了起义安排。此后，他没有被送上公开场合，也没有被要求发表过多表态，而是按照本人意愿，尽量以普通人的姿态开始新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郑洞国先后担任水利部参事、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务。相比战场上的进退，他更在意与过去的军政关系保持距离。据有关回忆，他曾表示不愿再做具体事务，只想安静生活，不愿再让旧日同僚彼此对立。
1953年前后，郑洞国在北京与顾贤娟结婚。顾贤娟来自杭州，比他小15岁，婚后两人育有一女。郑安玉出生时，郑洞国已经54岁。年过半百得女，他把全部晚年期望都放在孩子身上，家中生活也因此重新有了亮色。
顾贤娟性情温和，承担了家庭中的许多事务。郑洞国经历过军政生涯的剧烈变化，回到家庭后格外看重平静。女儿从小受到父母疼爱，读书认真，待人谦和。她长大后进入外文印刷厂工作，在同事眼中，是漂亮而有礼貌的姑娘。
然而，妻子后来因病去世，郑洞国再次失去伴侣。此时他已经进入晚年，身边只剩下女儿相伴。郑安玉既是他的孩子，也是家中最亲近的照料者。她准备高考时，老人对她寄予厚望，希望她能凭自己的努力走出一条人生道路。
清晨宿舍里的那场凶案，切断了这份依靠。凶手虽被判处死刑，但郑安玉再也无法走进考场。郑洞国没有再婚，也没有更多子女可以慰藉晚年。那封请求尽快破案的信，成为他晚年生活中少有的强烈表达，而案件留下的空缺，始终无人能够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