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嫌弃了二十年的乡下亲戚,在我最落魄的那晚,开着三轮车送来了半个月的口粮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腊月十八的夜里,我被公司辞退,房贷断供,账户里只剩四百二十块。

我给所有体面的朋友都打了电话,没有一个人接。

十一点多,楼下传来一阵突突突的声响。那辆我嫌了二十年的破三轮车,停在了我家单元门口。

车斗里的东西,让我当场跪在了地上……

我叫周明远,四十四岁,在省城一家建材公司做销售总监。

这个头衔,我用了九年。名片上印着烫金的字,手机里存着三百多个"重要客户",每年同学聚会,我都是坐主桌的那一个。

也正因为这样,我最怕的,就是乡下那门亲戚。

那是我母亲的堂弟,我叫他"栓叔"。他叫周栓柱,今年六十二岁,住在离省城一百二十公里的周家洼,种几亩地,养了二十来头猪。栓婶比他小三岁,身体不好,常年吃药。他们有个儿子,叫周强,在外地打工,逢年过节才回来。

我十几岁那年,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拉扯我。家里最难的那两年,是栓叔隔三差五骑着自行车来,车把上挂着半袋米、几个鸡蛋。母亲不肯收,他就放下,蹬上车就走,一句话不多说。

我考上大学那年,学费差八百块。母亲愁得整宿睡不着。第二天一早,栓叔推着自行车进了院子,从怀里掏出一个手帕包,里头是皱巴巴的八百块钱,一张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还有一把硬币。

母亲问:”这是哪儿来的?”

栓叔说:”卖了两头猪崽。"

那八百块,我记了很多年。

可记是记,人是会变的。

我毕业进了公司,一路往上走,穿的衣服越来越贵,说话的口气越来越大。周家洼,就成了我最不想提的三个字。

每年春节,栓叔都会给我打一个电话。

"明远啊,今年回来不?叔杀了年猪,给你留了半扇。"

我说:”叔,今年忙,走不开。"

"那叔给你送去?"

"不用不用!"我赶紧说,”我们小区不让带这些,乱糟糟的,我什么都不缺。"

他在那头"哦"了一声:”那行,那你忙。"

挂了电话,我没觉得有一点愧疚。我只觉得松了一口气。

最让我难堪的一次,是三年前我儿子的升学宴。

那天来了六十多位客人,有我的领导、客户、同学。席间,服务员过来跟我说:”周总,门口有位老先生,说是您亲戚,开了辆三轮车来的,说要给孩子送东西。"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走出去,栓叔就站在酒店大堂门口。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夹克,脚上一双沾着泥的解放鞋,手里拎着一个编织袋,身后停着那辆三轮车,车斗里扣着一筐鸡蛋。

"明远,"他笑着迎上来,”听说小宇考上重点了,叔没啥好送的,自家鸡下的蛋,新鲜。"

保安已经在旁边打量了。大堂里进进出出的客人,都往这边瞟。

我压低了声音:”叔,您怎么来了?”

"我寻思着,孩子考上了是大喜事……"

"您先放车上,"我打断他,”我这边忙,一会儿聚会完我再跟您说。"

"哎,好。"

他把编织袋放在地上,搓了搓手,又说:”那我就不进去了,我穿成这样,怕给你丢人。"

他说得很轻,我听得很清楚。

我没有反驳。

我甚至松了口气,说:”您路上慢点。"

他点点头,骑着那辆三轮车走了。车斗里的鸡蛋晃晃悠悠,没有碎。

回到宴席上,朋友问:”那是谁啊?”

我笑着说:”一个远房亲戚,农村来的,送点土特产。"

"远房亲戚"四个字,我说得那么顺口。

那之后,栓叔没再给我打过电话。我也没打过。

可就在去年,公司出了事。

合伙人卷走了账上的三百多万,留下一屁股烂账,公司资金链断了。我作为法人,被供应商堵在办公室里,被要求签担保文件。我签了,签完才知道,把自己赔进去了。

公司关门,我被"优化"。房贷一个月两万三,断了三个月,银行打来电话,说下个月就要启动处置程序。

我四十四岁,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

我妻子林慧在一家小学当老师,工资不高,可她从没埋怨我一句,只是每天晚上批完作业,默默拿计算器算账。她把首饰卖了,把自己的存款贴进去,还是堵不上窟窿。

十五岁的儿子小宇,不知从哪听说了,有天吃饭时,放下筷子问:”爸,咱家是不是要搬家了?”

我筷子停在半空,说不出话。

我开始给朋友打电话。

第一个,是我最铁的哥们儿,吴建国。

电话通了,我说:”建国,我最近有点周转不开,想跟你借点钱,五万就行。"

那头沉默了几秒,说:”明远,不是哥们儿不帮你,最近我这边也紧,孩子留学,手头一点活钱都没有。"

"那两万呢?"

"真不行,下次吧。"

电话挂了。

第二个,是我带出来的徒弟,现在是别家公司的副总。

他接得很快,语气很客气:”周总,您太客气了,您的事我一定记着。不过现在公司有规定,我们不能……您看,能不能再等等?”

等等。等到什么时候?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

有人说在开会,有人说在外地,有人干脆没接。我翻着通讯录,三百多个"重要客户",到最后,竟然一个人都找不出来。

腊月十八,银行发来最后通牒的短信。这一天,公司也把最后一个月的工资结清了,四百二十块,是我这个月的"遣散费"。

我坐在客厅里,没开灯。

林慧从学校回来,蹲在我跟前,握着我的手。她的手很凉。

"明远,"她说,”咱们还有我的工资,不行把房子卖了,租个小的住。"

"不行,"我说,”小宇明年中考,换了学区怎么办?”

"孩子的事,总有办法。"

我没吭声。她叹了口气,起身去厨房,锅里是中午剩下的白粥,她热了热,盛了三碗。

我们仨默默坐在桌边,谁也没说话。小宇低着头,筷子在碗里搅来搅去,半天才说:”爸,我不想吃这个。"

林慧小声说:”小宇,懂事点。"

他没哭,把碗推开,回屋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像被人狠狠拧了一下。

那一刻我才知道,一个男人最难的,不是自己没饭吃,而是孩子没饭吃。

晚上十一点,林慧哄着小宇睡下,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手里捏着那部旧手机。

电话簿翻到最后,停在了一个我很久没动过的名字上:栓叔。

我的手指悬在屏幕上,迟迟按不下去。

我凭什么给他打电话?我嫌了他二十年,在升学宴上赶走他,我自己都觉得没脸。

可是,我已经没有别的人可以打了。

我咬咬牙,按下了拨号键。

电话响了很久,一直没人接。

我正要挂断,忽然听见楼下传来一阵很熟悉的声音。

突突突——突突突——

那种柴油三轮车特有的、像老牛喘气一样的声响,在寂静的小区里,格外刺耳。

我愣了愣,探出头往下看。

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车灯昏黄,正歪歪斜斜地往我们单元门口开。车上跳下来一个人,裹着一件军大衣,个子不高,头发花白。

是栓叔。

我握着手机,整个人僵在了阳台上。他怎么知道我家地址?他怎么这个时候来?我明明连电话都还没打通……

楼下的人抬起头,朝我这个方向看了一眼,又低下头,开始从车斗里往下搬东西。

一件、两件、三件……

我胡乱抓了件外套,冲下了楼。

楼道里的声控灯一盏盏亮起来,我的脚步声砸在水泥地上。推开单元门的那一刻,冷风夹着雪粒扑到我脸上。

栓叔站在门口,胡子上落满了霜,手背冻得通红。他身后的三轮车上,盖着一块厚厚的帆布。

他看见我,咧开嘴笑了:”明远,叔来晚了,路上雪大,车打滑。"

然后,他伸手,把帆布一把掀开。

车斗里的东西,让我整个人愣在原地,腿一软,当场跪在了雪地里……

车斗里,码得整整齐齐。

两袋五十斤的大米,一袋面粉,半扇用塑料布裹着的猪肉,一桶菜籽油,一筐鸡蛋,几大棵白菜、萝卜,还有一只已经杀好的老母鸡。角落里,塞着一个用旧毛巾包着的小布包。

够我们一家三口吃半个月,还有富余。

我蹲在地上,说不出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