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月，广州军区司令部大院内，22岁的吴东林第一次见到许世友，没想到日后让他最犯难的，不是如何接送首长，而是那辆怎么看都不显眼的嘎斯69吉普车。
那天，吴东林原本在车队待命。警卫处长和秘书把他叫出去，先到白云山转了一圈，又让他把车开进司令部。直到米黄色小楼前停下，他才知道，这不是普通的试车，而是对新司机的考察。
许世友从楼梯上走下来，主动伸手问：“小吴，你是哪里人？”
“山东莱芜。”
许世友笑了：“我在那里打仗时，你妈妈可能还没有结婚。”
一句话，把吴东林原本绷紧的神经松了下来。许世友当时72岁，身材魁梧，声音洪亮，动作依然利落。山东籍贯，成了吴东林被选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许世友早年长期在山东作战，对胶东百姓有深厚感情，夫人田普也来自山东。
三天后，吴东林正式接车。第一次出车便险些闯祸：许世友一只脚刚踏上踏板，车子突然向前窜出。老人单脚落地，跟着车跑了几步，才稳稳坐进车里。
吴东林赶紧停车，脸色发白，等着批评。许世友却说：“为什么停？快开，这样动作很快。”
这不是纵容粗心，而是许世友一贯的作风。他打仗出身，特别看重反应速度和执行效率。可在保卫部门看来，首长用车又必须平稳、谨慎，司机夹在两种要求之间，常常不敢大意。
有一次，许世友去白云机场迎接外宾，飞机可能提前抵达。车行至途中，他盯着里程表说，时速只有60公里，像马车一样慢。吴东林解释，这是保卫部门规定的速度。
许世友反问：“你听保卫部门的，还是听我的？”
吴东林只好加快车速。那辆嘎斯69虽然老旧，却十分结实，越野能力也强。许世友并不把轿车的舒适和外观放在心上，关键是能不能随时出发，能不能开到部队和乡间去。
当时，其他一些领导乘坐吉姆、大红旗等车辆，外事场合更有规格较高的轿车。吴东林坐在嘎斯69里，难免觉得寒酸，曾试探着说：“首长，咱们换一辆车吧。”
许世友摆摆手：“不换，这车挺好。”
管理部门后来多次提出更换车辆，仍被他拒绝。他的理由很直接：几十年打仗都坐吉普车，已经习惯了颠簸；高级轿车底盘低，遇到田埂和土路反而不方便。对他而言，车辆不是身份标志，而是完成工作的工具。
有意思的是，许世友平时的生活也和这辆车一样朴素。他早晨六点起床，散步、练武，或者坐车到郊外部队检查。每周还常去农场，看战士种菜、养猪，检查军容风纪。他很少提前通知，说走就走，吴东林必须随时把车准备好。
搬到白云山东麓的白云桔庄后，院中的花木被改种成桔子、芒果和荔枝，还辟出菜地。许世友吃饭简单，常是一碗粥、几样小菜，饭菜里少不了辣椒。家中子女回来，也不能随意使用他的车，更不能接受不该拿的东西。
他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对自己同样如此。许世友不穿讲究的袜子，常穿高筒布袜；读书也不只看军事著作。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北京谈到《红楼梦》，建议许世友坚持读五遍。此后，这部书一直放在他身边。他还按照要求阅读哥白尼和布鲁诺的著作，并买来送给身边工作人员。
嘎斯69陪伴许世友出行，也见证了他工作状态的变化。1978年10月以后，随着边境局势趋紧，他不再像往常那样外出打猎，院中练武的身影也少了，更多时间关在办公室研究地图和资料。
1978年12月9日，许世友从北京回到广州，立即投入战前准备。12月11日，他在广州军区召开有关会议；12月16日，吴东林把他和军区领导送到白云机场，随后前往南宁，参与指挥对越自卫还击作战。那段时间，车仍是原来的车，人却已进入完全不同的工作状态。
1980年3月，许世友离开广州军区司令员岗位。临行前，他把工作人员召集到餐厅，交代每个人要把工作做好，不能给集体添麻烦。吴东林没有随他北上，而是留在广州。那辆旧吉普车，也从此少了一个熟悉的乘客。
1985年10月22日，许世友在南京病逝，终年80岁。吴东林接到消息赶往南京时，已经没能见到首长最后一面。许世友留下的个人物品并不多：半橱酒、五支枪、四双草鞋和两把东洋军刀。那辆陪他走过广州街巷、郊外营地和战前准备岁月的嘎斯69，正是他一生作风的外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