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马科斯联合西方盟友双线推进政治动作,试图通过强势施压打破当前政坛僵局,但最终走向仍存在明显变数。

进入10月,菲律宾本土派系与亲美派系的内部博弈持续升温,海牙与马尼拉两地几乎同步采取行动,将矛头集中指向杜特尔特家族。

2,几乎在同一时间,马尼拉针对杜特尔特家族的司法围剿也在持续收紧。今年5月11日,在相关政坛人物牵头推动下,菲律宾众议院以高票通过弹劾条款,正式将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的案件移交参议院弹劾法庭审理。进入10月后,庭审节奏明显加快,参议院弹劾法庭发言人公开表示将大幅提前审讯进度,检方也调整指控策略,撤销证据支撑不足的贿赂相关指控,集中力量核查莎拉夫妇名下合计约44亿比索的可疑银行交易。

两场同步推进的动作,共同释放出明确信号:小马科斯阵营正在对杜特尔特家族发起全面政治施压。

先来分析海牙这边。

国际刑事法院第三审判庭近日公布裁决,基于独立专家小组的一致评估,认定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具备接受审判的完整行为能力——能够清晰理解指控内容、诉讼程序的目的与后果,全程跟进庭审进程、辨识相关证据,并有效指导辩护律师开展工作。专家小组同时建议,后续庭审安排需结合被告与证人的实际状况灵活调整时间节奏。

这份裁决直接推翻了杜特尔特辩护团队此前以认知能力衰退为由提出的延期审理诉求,其试图以健康理由规避审判的策略在司法层面已无操作空间。目前该案定于11月30日正式开庭,检方预计将用约193小时完成案情陈述,涉及至少49起具体事件与32万页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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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核心背景可追溯至2016至2022年杜特尔特执政期间,其在全国推行铁腕禁毒政策,执法过程中大量嫌疑人未经审判即被击毙,人权组织统计相关死亡人数达数千人。ICC据此指控杜特尔特对执法死伤承担责任,将相关行为定性为“谋杀”,进而以反人类罪对其发起调查。

从现实逻辑看,ICC能顺利将杜特尔特羁押至海牙,本质上是菲律宾国内两大政治家族博弈的结果。马科斯政府清楚仅凭本国司法体系无法撼动杜特尔特家族的深厚影响力,因此选择借助外部力量推动案件进程。

从法理层面审视,这一整套操作存在明显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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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菲律宾本土司法体系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国际刑事法院并无权越过一国主权直接拘审其前国家领导人;

另一方面,菲律宾早已退出ICC,且该机构并非联合国下属机构,仅为《罗马规约》缔约国框架下的产物,并不具备普遍国际法效力。ICC仅以相关调查启动于菲律宾退群前为由主张管辖权,再加上马科斯政府的全程违规配合,本质上是一场借国际司法之名行政治打压之实的操作。

如果没有马科斯政府的实质性配合,国际刑事法院根本不可能完成对杜特尔特的跨境抓捕。马拉卡南宫本可在主权框架下选择拒绝执行相关指令、拒绝移交人员、全程不提供任何协作。外界口中的“司法问责”,实际落地后更像一场借助外部力量精心推进的政治清算,本质上是小马科斯出于自身政治利益考量,选择迎合美西方诉求,借机打压菲律宾本土政治派别的操作。

菲律宾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弹劾案近期的多项关键调整,背后都有马科斯阵营的推动痕迹。

10月9日,弹劾审判进入第37天,弹劾法庭正式宣布改为全天制庭审,每日从早10点持续至晚5点,大幅加快案件推进节奏。此前外界普遍预估三个月内就能出结果,如今来看整个流程很可能拉长至五六个月。

比庭审节奏更关键的是,场外多方势力正持续加码,当年力推莎拉登上副总统之位的关键人物,如今已选择公开沉默。这场弹劾案的核心转折点出现在9月23日:参议院弹劾法庭以13票对1票作出裁定,将定罪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计票基数,从全部24名参议员调整为“实际合法参与庭审的参议员总数”。这意味着只要有参议员因各类事由无法履职,定罪所需的最低票数就会同步降低。莎拉辩护团队随即就该裁定向最高法院提起申诉,却很快被以“起诉时机不成熟、缺乏诉讼资格”为由驳回。看似是技术层面的规则调整,实则暴露了参议院内部的势力博弈,莎拉翻盘的空间正被持续压缩。

舆论层面的攻势早在数月前就已启动,今年4月,前参议员特里兰尼斯四世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称杜特尔特家族5名成员合计收受涉毒商人约1.816亿比索,其中莎拉涉及2230万比索。随后菲律宾反洗钱委员会确认,莎拉及其丈夫2006年至2025年间的银行账户存在约67.7亿比索大额交易,这些资金几乎全部未出现在其官方财产申报单中,为控方的指控提供了核心支撑。

10月初,控方作出关键调整:将特里兰尼斯移出证人名单,同时正式撤销对莎拉的行贿指控,集中全部力量攻坚证据链更完整的财产来源不明相关指控。这并非让步,而是典型的战略收缩,后续控方还将传唤7家银行及金融机构代表出庭,主攻未申报资产相关事实,进攻态势并未减弱,只是切换了更稳妥的突破口。

跳出法庭内部的博弈不难发现,这场弹劾案的真正复杂之处在场外。推动弹劾的力量并非铁板一块:一部分派系希望在2028年大选前彻底清除领跑民调的莎拉,提前锁定选举优势;另一部分国内强硬派则借机持续造势,试图将杜特尔特时期的务实对外合作路线定性为“损害国家利益”,巩固自身政治话语权。两股力量诉求不同,却在打压杜特尔特派系的共同目标上形成高度默契,一方主攻司法程序,一方主导舆论造势,莎拉面临的政治压力正持续升级。

近日,菲律宾副总统莎拉在达沃市公开透露,母亲齐默尔曼已建议她暂退全国政治竞争,让现任达沃市长塞巴斯蒂安接下家族2028年的总统参选布局。这一表态意味着杜特尔特家族已在为弹劾危机下的最坏结果做预案:一旦莎拉无法继续参选,塞巴斯蒂安将作为替补人选代表家族出征大选。

事实上,这套备用方案早有铺垫。今年4月塞巴斯蒂安正式出任菲律宾民主党主席,随后杜特尔特阵营人士公开表态,若莎拉参选资格受阻,塞巴斯蒂安将直接顶上2028年的总统竞选赛道。随着弹劾审判持续推进,这一备选路径的现实紧迫性正不断上升。

对杜特尔特家族来说,将全部政治资源集中在莎拉一人身上风险极高,一旦她失去参选资格,整个家族将立刻陷入被动,塞巴斯蒂安的战略价值因此快速凸显。如果塞巴斯蒂安要顺利接棒,必须在短时间内打通吕宋岛和维萨亚斯地区的地方政治人脉,争取更多国会议员与地方官员的支持,而他出任民主党主席的职务,恰好为这一扩张提供了组织平台。

家族长子保罗以众议员身份留守国会,负责维系家族在立法层面的影响力,最终形成“莎拉主攻大选、塞巴斯蒂安替补兜底、保罗守住国会基本盘”的分层布局,确保哪怕其中一人遭遇重大挫折,整个家族的政治参与通道也不会彻底中断。

杜特尔特虽身处荷兰海牙的羁押场所,仍以绝对优势拿下达沃市长选举,他在公开画面中露出的憔悴神态,更是在菲律宾国内收获了大范围的民众同情。这份清晰的民心向背,恰恰是当下深陷执政信任危机的小马科斯最该读懂的现实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