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美国留学时认识的一位朋友的投稿,我对他第一印象是比较和蔼可亲。之后跟他交流多了,知道他是一位台湾同胞,而且对大陆人印象很好。

用他的话来说,他应该算是对中国大陆最为亲善的一批人了,甚至很多台湾同学因此称呼他为“中国奴”。

他的家族也算是贵族了,母亲姓爱新觉罗,是能跟皇帝见面的关系(什么上三旗之类的,反正我搞不懂),之前是苏州四大家族之一,现在去苏州还能回他家过去的园林参观。

不过跟溥仪一样,“回家”得买票。

因为这样的家世背景吧,他们家祖祖辈辈都接触了良好的教育,所以对有些事物的看法也会比较深入。

下面是他的投稿,讲述了自己对于英语学习的看法,原文如下:

前几天听一位美国名牌大学的研究生说:“在美国即使运用英文不必十分流利也可以顺利毕业,早知道当时就不需太用功去学习TOEFL和IELTS了。除了应付教授,日常也不用太多讲英语”。

听罢,有人抱怨其学校对TOEFL的要求太高,实际的课业又太水。

我不禁想到:我们这一代不必为英语所苦恼;我们现在拥有足够的资源:像是新概念新东方,或是学而思英语。更夸张的是,我们还有很多翻译软件,可以轻松的把一些学术类英文文章简单容易的翻译出来。

但是100年前国人学英语,可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容易。当时,英语是很多国人在追求学术、外交甚至在海外生活各一大块绊脚石。我感觉我的祖辈和我是国人学英语的历史这一段路程最好的见证。

英语是什么时候在中国掀起学习热潮的?中国人学习英语有哪些改变?梳理中国人的“英语学习史”,讲述一门语言在异国他乡的心得体会。

晚清,英语被视为救国的工具。当时的高等学府是全英文授课,沉浸式教学。

清朝在经历了闭关锁国的屈辱之后,意识到了解西方必须从语言开始。

1902年,清政府颁布《清国学堂条例》,规定全国中小学外语课程以英语为主。一时间,西语翻译、西学风潮盛行,英语教学初具规模。

上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界出现了学习西方教育的热潮。1923年公布的《新学制课程纲要》规定,从中学开始开设英语课。这被视为中国教育界力图与国际教育趋势接轨的尝试。

过去150多年间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国人对待英语的不同态度和当时的历史形态有很大关系。比如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一大批教会大学甚至是一些公私立大学全采取的是全英文授课,当国外的教材一出版便可以直接拿到国内教学,目的是为了以最快的速度学习西方技术,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情况。

因此那时的英语教材和英文课程,对于中国的人才培养和科技进步起到了很大作用。

也正是在那个时代,尽管国家面临贫困和战争,但也出现了西南联大这样的学校,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家母的外祖父当时在燕京大学学习哲学和伦理学。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我的曾外祖父大概才二十一二岁。便可以轻松自如地掌握英语,这完全归功于燕京大学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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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因为中国和两岸历史的变迁以及时代的发展,英语似乎已经慢慢隐藏在了历史的舞台的背后。

当时中国民族自信运动的发起,以及有一大批海外的高层次人才从欧美学成归国,他们可以进行英语教学,所以当时中国对英语的追求热情普遍不如之前。这是“物以稀为贵”的道理。

而后,经历连年战争与政治形态的巨大转变,英语在中国教育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是几经波折沉浮。随着对外政策的变化,英语第一外语的地位曾被俄语取代,之后又回归。

而在台湾,由于台日关系友好,日语也成为年轻人的最爱。

所以那时,除了外交部或者其他各对外办事部门,会讲英语的人实在很少。以至于当时在上海这种国际大都市,有一位西方记者因为不会讲汉语,竟然找不到路。他满大街问过许多人,几乎没办法有人能够用英语给他指路。

我的曾外祖父便成为了其中为数不多喝过洋墨水的人。曾外祖父能够流利地掌握英语,也为我家带来了福利。(右一为我的曾外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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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上世纪80年代初,家母可以顺利的进到跨国大公司,大多是归于家母外祖父的功劳,因为在很长一段时期缺乏英语学习资源的条件之下,我的曾外祖父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可以掌握英语的老年人。

在家母小时候,他有努力教过家母学过英语,以至家母在公司面试时可以顺利通过,成为了当时很多名牌大学生都可望而不可及的羡慕对象。

后来,随着台湾经济的萌芽发展和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这种英语不受重视的窘境,终于有了很大的改观。

参考历史书籍后,我认为1982年是英语在中国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在这一年,华夏大地发生了两件事,其一是中国教育部修改了传统教学大纲,英语学习的重点从政治转向了经济;二是从那年一月份开始,每晚6点20分,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英语教学节目《跟我学》(Fellow Me)。

长期学习语法英语、口号英语的中国人终于开口说话,他们开始在校园、公园里建立“英语角”,一些有热情的年轻人也开始在街上和外国人搭话练习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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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在教育部的推动下,CET-4考试在高校实施。两年后,CET-6考试启动,考试成绩直接与学位证书挂钩。

“过去10年,英语在中国人眼中变得非常重要,并开始确立其不可动摇的地位。

然后英语学习也成为了各个省市的一门主修课程,从国小到高中,大家都在争相恐后的学英语。为了不再考场上或者职场上落后他人。

我自己也是在这一种英语的大潮流之下,开始学习英语的。但可惜我小时候对英语实在无缘。尽管我的祖辈们很多都是留学生,但他们并没有像我的曾外祖父教导我妈妈那样子教我。

崇拜与热情没有相撞,英语一向也不是在我的首选位置。最后我因为英语成绩太差,竟无缘香港的A类学校。我真正学习英语还是我在来美国前一年和我到美国之后才开始突飞猛进的。

我想,从我个人的角度看,英语学习仅仅是我在美国生活交流的必需品,和我能够顺利拿到学位的必备工具。

但是对于一个民族来讲,其意义却十分重要。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孙友忠认为,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的增强,其实与我们整个民族的英语能力有关。

他说,不是13亿中国人一定要学好英语,而是在中国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年轻一代一定要学好英语,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参与国际经济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