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65年，唐高宗麟德二年，温州永嘉戴家，一个男孩降生了。他后来法名玄觉，世人又称永嘉玄觉。这个名字在禅宗史上并不如玄奘、惠能响亮，却留下了《证道歌》和《永嘉集》，成为唐代南宗禅的重要人物。
玄觉出身士族之家，家境优渥，按常理说，本可沿着读书入仕、承继家业的道路走下去。偏偏他从小对经书格外敏锐，八岁便出家，进入龙兴寺，依天台宗僧人慧威学习佛法。
少年出家，并不等于立刻通达。玄觉很早便能理解经论中的深意，也因此比旁人更早遇到困惑。经文讲得明白，心中却未必真正落实；师长可以解说字句，却未必能回答修行者最根本的问题。
这才是玄觉后来四处参学的原因。他并非为了求一个名号，也不是为了寻找一座香火兴盛的寺院，而是想弄清楚：佛法究竟如何落到自身，生死、觉悟与日常生活之间，又该怎样贯通。
唐代佛教宗派林立，北方有神秀一系，南方则有惠能所代表的禅法。玄觉曾向神秀门下请益，所得颇多，却仍觉得心中有一层关隘未破。于是，他没有停留在某位名师门下，而是返回温州，闭门静修，反复研读经典，体察自身。
有意思的是，玄觉的修行并不只是坐在寺院里谈玄说妙。他与玄策禅师相交后，曾共同游方参访。两人走过山川，也接触各地僧俗。对玄觉而言，佛法不是脱离人间的高论，人的言行、喜怒、困顿，都可成为观照自身的契机。
这段经历使他逐渐形成了鲜明的见解：修行不能只停留在口头，真正的觉悟也不应成为自我炫耀的资本。正因如此，他虽有很高的经学造诣，却始终保持参问之心，仍要寻找能够验证自身所得的人。
惠能便是在这个时候进入他的视野。惠能长期活动于岭南，是禅宗南宗的重要代表。玄觉仰慕其声名，几经寻访，终于在广东韶州一带见到这位禅师。关于两人的相遇，《六祖坛经》等文献留下了颇具禅宗特色的问答。
玄觉初见惠能，没有立即行礼，而是绕着惠能走了三圈。惠能问他：“从哪里来，为何如此傲慢？”玄觉答道：“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哪里顾得上这些礼数？”惠能随即追问：“既知无常，为何不体认无生？”玄觉回答：“体认无生，便没有快慢可说。”
几句往来，看似机锋，实则围绕“生死”“无生”和“分别”展开。惠能继续问他为何急着离去，玄觉答道：“脚步尚未移动，哪里谈得上快慢？”惠能又问，若无生无意，谁来分别？玄觉便说：“分别本身也是无意。”
这段对话未必能够按普通问答逐字还原，却集中体现了南宗禅的语言特点：不在名相上反复纠缠，而是把问题推回当下的心念。玄觉不是向惠能求取一套现成答案，惠能也不是替他讲解经文，双方更像是在检验彼此对佛法的体会。
惠能认可玄觉的见地，玄觉也由此完成了一次关键印证。后世所说的“四问四答”，正是这一相遇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它之所以流传，并不在于辞藻华丽，而在于把深奥的禅理压缩进几句短促对答，逼人重新思考“我”与“生死”的关系。
离开惠能之后，玄觉回到温州，继续讲习佛法。他没有长期依附名山大寺，也没有把与六祖相见当作炫耀资历的谈资，而是把参悟所得整理成文字。《证道歌》以诗偈形式阐发顿悟思想，《永嘉集》则涉及禅修、戒律与见地，成为研究唐代禅学的重要文献。
玄觉的文字有一个特点，既讲空性，也不轻视修持；既强调顿悟，也没有把日常功夫完全抛开。这一点很关键。若只有“顿悟”而没有实践，禅法容易沦为空谈；若只重形式，又可能失去直指本心的锋芒。
公元713年，唐玄宗开元元年，玄觉在温州圆寂，年四十九岁。关于他圆寂时有大雁聚集哀鸣、仿佛护送西归的说法，主要见于后世传说与地方记忆，不能当作确凿史实。不过，这一故事也说明当地僧俗对他的敬重，已被寄托在富有象征意味的叙述之中。
玄觉一生不足半百，却完成了从贵族子弟到禅宗名僧的转变。他与惠能的短暂相遇，留下了禅宗史上著名的机锋；他的著述，则使这种思想没有随着个人离世而中断。温州龙兴寺及相关遗迹，也因此成为后人追念永嘉玄觉的重要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