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辽宁一位沉默多年的老人，在报纸上看到有关西安事变的回忆文章后，提笔写信。写信人叫王玉瓒，收信人是叶剑英。信有6000多字，谈的不是个人荣辱，而是1936年12月12日凌晨，华清池那场改变中国政局的突袭。
王玉瓒在信中明确提出，长期流传的说法存在偏差。西安事变中，率先向华清池发起攻击、最早冲入蒋介石住处并参与搜捕的人，并非只有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也承担了关键任务。
事情要从12月11日下午说起。当时蒋介石住在临潼华清池，身边护卫人数不多，外围还有宪兵警戒。张学良把王玉瓒叫到身边，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带兵把蒋介石“请”进城，但必须保证人身安全。
“只要活的，不要伤了他。”
王玉瓒明白，这句话的分量并不轻。蒋介石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任何处置失误，都可能造成无法收拾的后果。但命令既下，他还是表示服从，并着手调动卫队一营。
12日凌晨，行动开始。王玉瓒率卫队一营向华清池发动攻击，枪声打破了夜色。蒋介石的卫兵仓促应战，双方在院内发生交火。孙铭九率卫队二营赶到时，王玉瓒已经带人冲入蒋介石的住处，只是屋内已经不见蒋介石踪影。
这段细节，正是后来争议的核心。蒋介石在枪声中惊醒，来不及穿戴整齐，便从后墙方向逃走。搜查人员在墙边发现一只鞋，判断他可能翻墙进入骊山。王玉瓒随即下令搜山，卫队一营从一侧展开搜索，卫队二营也从另一侧追踪。
冬夜寒冷，山地崎岖。蒋介石逃出一段距离后，藏在距华清池约500米的一块大石头后面。搜山部队逐渐逼近时，他探头观察动静，结果被士兵发现。两个营的官兵同时向目标冲去，谁能率先控制蒋介石，关系到一场重大行动的功劳归属。
按照王玉瓒后来写给叶剑英的说法，最早发现并跑到蒋介石身边的是卫队一营。蒋介石见到他后，还询问张学良在什么地方。不过，随后负责把蒋介石押送进城的，是孙铭九及其率领的卫队二营。于是，“谁打响第一枪”“谁最先发现蒋介石”“谁负责押送”，逐渐被混成了同一个问题。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关西安事变的回忆，后来出现不同版本。孙铭九在一些叙述中强调了自己率部进入华清池、搜山和押送蒋介石的经过，而王玉瓒长期没有公开争辩。时间一久，卫队一营的行动被淡化，孙铭九的名字却与“捉蒋”紧密联系在一起。
有意思的是，王玉瓒并非没有战功。事变后，他得到张学良奖励的5000大洋，并被提拔为上校团长。抗日战争期间，他又被调往前线，在杭州湾一带参加阻击日军的战斗。部队主官战死后，他曾临时承担指挥责任，继续组织部队作战。
然而，特殊的政治经历也给他带来限制。由于曾是张学良卫队一营营长，蒋介石对他始终存有戒心。王玉瓒后来被调往后方担任军事教官，手中的部队指挥权被解除。抗战岁月里，他有过浴血作战的经历，也有过被排挤出核心岗位的处境。
1949年，王玉瓒参加昆明起义。次年，昆明军管会安排起义人员及家属返回原籍，他回到了辽宁。此后多年，他没有主动讲述往事，只把自己当作普通人生活。若不是1979年那篇报道，他或许仍会保持沉默。
叶剑英收到来信后，责成辽宁方面进行调查。调查持续了数月，相关人员还走访了吕正操、万毅等熟悉东北军情况的将领，对王玉瓒的经历进行核实。1981年全国政协座谈期间，王玉瓒与孙铭九同场，就当年行动经过交换意见。
这场争论真正留下的，不只是“谁抓住了蒋介石”这一称谓。西安事变的行动由多个环节组成，突袭、搜索、发现和押送各有参与者。若把其中一人的功劳全部覆盖其他人的行动，历史细节便会失去原有的层次。王玉瓒的来信，至少让被忽略的卫队一营重新进入了这段历史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