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5日，南京老虎桥监狱，丁默邨迎来了生命中最后一天。狱卒打开牢门时，他已经无法独立站立，只能被人搀扶着往外走。关于他临刑前是否当场昏厥、具体如何执行，现存材料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但他最终被处决，却是确定的事实。
这个曾经掌控上海“七十六号”的特务头子，在法庭上还试图用长篇自述为自己辩解。到了牢房门口，昔日的权势、关系和说辞都失去了作用。有人催促：“走吧。”丁默邨没有回答，只是身体不断发抖。
他1903年前后出生于湖南常德，家中经营裁缝和裱画生意。青年时期，他曾在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求学。那所学校后来走出过林伯渠、滕代远、粟裕等人，革命思潮在校园里相当活跃，丁默邨也曾受到影响。
1921年秋，他赴上海活动，经施存统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原本希望他回湖南发展工作，他却认为那里难有个人前途，心中逐渐产生不满。几年后，他转入国民党系统，政治选择由此发生根本变化。
丁默邨先后在中统、军统任职，熟悉秘密侦察、人员策反和反制行动。凭借手段老练，他一度担任军统第三处处长，与徐恩曾、戴笠处在同一层级。然而，特务机构内部从来不是只看能力，更看派系和靠山。
戴笠对他始终存有戒心。丁默邨锋芒太露，又不甘受人压制，后来被撤职，转入失意状态。也正是在这段时间，旧部李士群在上海寻找新的出路。两人重新联手，竟把个人挫败引向了民族灾难。
1939年初，丁默邨秘密抵达上海，在周佛海牵线下见到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一系人员。日方提供经费、枪械和弹药，要求他们组建新的情报机构。丁默邨很快提出组织方案，李士群则负责招募人手。
同年3月，位于沪西极司菲尔路的特工总部成立，因门牌号而被称作“七十六号”。这里并非普通情报机关，而是集绑架、审讯、暗杀和敲诈于一体的暴力机构。抗日志士、报人和普通市民，都可能成为它的目标。
朱惺公、茅丽瑛等人相继遇害，上海进步舆论受到严重打击。七十六号还插手鸦片、珠宝和地产交易，成员之间争权夺利，借着日军势力横行一时。丁默邨因此被称为“丁屠夫”，这个称呼并非来自传闻，而是当时社会对其暴行的直接反映。
他最危险的一次遭遇，发生在1939年12月21日。中统安排郑苹如接近丁默邨，试图寻找刺杀机会。郑苹如出身于具有留日背景的家庭，通晓日语，也熟悉上海日侨社会。她不是小说中那个在关键时刻放走目标的虚构人物，而是一名承担任务的抗日人员。
那天，两人同行前往皮货店。丁默邨突然察觉门外有人形迹可疑，立即改变路线，并借汽车掩护逃脱。郑苹如随后被捕。1940年2月，她被秘密转移并杀害，年仅二十三岁。张爱玲的小说《色戒》后来取材于这段往事，但文学形象与真实人物不能混为一谈。
刺杀风波过后，丁默邨与李士群的关系也迅速恶化。一个依仗资历，一个掌握上海地盘，双方互相拆台。丁默邨渐渐失去七十六号的实际控制权，李士群则继续向日本方面靠拢。所谓“合作”，在利益面前很快变成了内部争斗。
1944年11月汪精卫病亡后，伪政权内部重新分配权力。丁默邨出任伪浙江省长，继续替侵略者维持统治。日本投降前夕，他又试图凭借手中的伪军和地方关系向国民党示好，甚至交出部分武装，以换取日后的生路。
1945年9月30日，丁默邨由上海被押送重庆，后被羁押于白公馆。戴笠在世时，丁默邨一度得到特殊照应。戴笠1946年3月因飞机失事身亡后，外界要求严惩汉奸的压力不断增加，他失去的也不只是一个靠山，而是整套保护网络。
1946年9月21日，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处开始侦讯丁默邨。同月25日，他递交万余字自白书，将责任推向部属、环境和所谓“奉命行事”。但七十六号留下的案件、人证和活动记录，使这套说辞难以成立。
1947年2月8日，首都高等法院判处丁默邨死刑，剥夺公权终身，财产除酌留家属生活费用外全部没收。数月后，南京老虎桥监狱的牢门再次打开。这个曾经命令别人跪下的人，连站稳都已十分困难，只能在狱卒拖拽下走向生命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