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际，思无涯。
《天涯》2026年第5期
点击封面，马上下单本期《天涯》
编者按
两篇小说《壁虎》《贝壳》均书写了漂泊者的生命困境。吴海生烧毁父辈留下的木船，在生存泥沼里挣扎，断尾壁虎隐喻着破碎却仍在顽强地活着；福来茶馆的聚散起落，借一枚枚贝壳映照人心的亏欠与执念。人物背负过往的创伤，在苦难中辗转。小说描摹普通人隐忍的挣扎，也书写了人间的缺憾、挣扎以及微弱的期许。
今日，我们推送作家赵伯涛的《壁虎》《贝壳》两篇小说全文，以飨读者。
小说
《天涯》2026年第5期
壁虎（外一篇）
赵伯涛
一
吴海生站在搁浅的船边，手机贴在耳朵上。电话那头是拖船公司的老周，声音懒洋洋的：“一千二，不还价。你这船木壳的，不好拖，还得加钢丝绳。”
“便宜点。”
“便宜不了。你拖不拖？不拖我接别的活了。”
吴海生挂了电话。他把手机装进口袋，蹲下来，手插进沙子里。沙子是热的，烫手。船底破了一个洞，洞的边缘黑了，烂了，手指一抠就掉渣。这条船跟了他二十年，跟他爸更久。现在它搁在沙滩上，像一条搁浅的死鱼。
他口袋里只有三百块。阿薇那里还有几十块，凑不够。他不想跟阿薇开口。他也不想跟任何人开口。
他站起来，围着船走了一圈。船头朝着海，船尾朝着
岸。潮水正在退，再等几个小时，船就会完全搁在沙滩上，拖车更难进来。老周说得没错，木壳船不好拖，钢丝绳勒进去，船帮会裂。
吴海生钻进船舱。船舱很矮，他弯着腰进去，头顶蹭到舱顶，蹭下来一层灰。舱里很暗，有一股腐烂的木头的味道，混着柴油味、鱼腥味。他蹲下来，用手摸船底。船底湿的，凉的，木板上长了一层滑腻腻的东西。他的手指摸到那块松了的木板，翘起来了。他用指甲抠，抠出来一块。
他拿到舱口，对着光看。木头上刻着字——吴大江，他父亲的名字。字是用钉子刻的，歪歪扭扭的，“吴”字的“口”刻成了一个圆圈，“江”字的三点水刻成了三竖。他父亲没上过学，这几个字是跟别人学的，学了很久，只学会了写名字。
他把木头攥在手里，攥了很久。木头的边缘扎他的手心，疼。他没松手。
他回到船舱，找到一小桶废机油，提了出来。他把机油浇在舱底的碎木板上，又从船尾扯了几块油布，堆在上面。他拿出打火机，点着油布。火苗蹿起来，黄里带蓝，烟从舱口冒出来，黑的，呛人。他退到船头，站在船头的甲板上，看着烟往上冒。
阿薇站在码头上，远远地看见了烟。她喊了一声：“海生！船着火了！”
吴海生没理她。
她跑过来，跑到船边，看见吴海生站在船头，一动不动。火已经从船舱烧到了甲板，木头发出“噼啪”的声音。
“你疯了？”阿薇喊，“你烧船干什么？”
“拖船要一千二。”他说。
“一千二你就把船烧了？”
“烧了不用花钱。”
阿薇愣住了。她看着火越烧越大，船身的木头开始发黑，卷曲，像纸一样卷起来。船头还翘着，但船尾已经塌了。铁龙骨露出来，烧红了。
吴海生从船头跳下来，落在沙子上。他往后退了几步，站在阿薇旁边。两个人看着船烧。
“你爸的船。”阿薇说。
“嗯。”
“你烧了。”
“嗯。”
阿薇没再说话。火光照在他们脸上，热烘烘的。沙子被烤得发烫，脚底板隔着鞋底都觉得热。烧了大概二十分钟，船塌了。龙骨断了，船壳变成一堆黑炭，冒着白烟。海水漫上来，漫过炭堆，“嗤”的一声，冒出一股白气。海面上漂着一层黑灰，被潮水带走。
吴海生蹲下来。他的手在抖。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块木头——撬下来的那块，上面刻着“吴大江”。他把木头攥在手心里，手心的汗把木头浸湿了。
“走吧。”他说。
“去哪儿？”
“回家。”
“哪个家？”
吴海生没回答。他站起来，沿着沙滩往回走。走了一段，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沙滩上只剩一摊黑灰，潮水正在把它冲散。
他转过身，继续走。阿薇跟在他后面，没说话。
走到出租屋楼下，吴海生突然停下来，蹲在巷口。他把木头从口袋里掏出来，看着上面的字。
“我爸的名字。”他说，“就剩这个了。”
阿薇蹲下来，把手放在他肩膀上。
“你烧船的时候，在想什么？”
“我在想，一千二够我吃一个月的饭。”
阿薇没接话。
他又说：“我在想，船烂在那里，也是烂。不如我烧了。”
“你恨它？”
“不恨。”
“那你烧它干什么？”
吴海生把木头装回口袋，站起来。
“我想试试，亲手烧了，会不会好过一点。”
阿薇看着他。他的脸上有烟熏的黑印子，眼角有灰，嘴唇干裂了。
“好过一点了吗？”
“没有。”
他转身往楼上走。阿薇跟着。楼梯间的灯坏了，他摸着墙上楼，手指蹭到墙上的灰。
进了屋，他坐在床边，把鞋子脱了。鞋底磨薄了，左脚那只鞋底有一个洞。他把鞋放下，躺下来。
阿薇去厨房倒了一杯水，放在床头。她看了一眼窗台——窗台上有一盆快死的绿萝，叶子黄了，耷拉着。绿萝旁边，趴着一只壁虎。
壁虎小小的，灰褐色，尾巴断了一截，断口处是黑色的痂。
“海生。”
“嗯。”
“壁虎在窗台上。”
吴海生坐起来，看了一眼。壁虎趴在花盆边沿上，一动不动。
“颠狼。”他说。海口人把这种会叫的小壁虎叫“颠狼”。
壁虎没动。
他躺回去，面朝墙壁。墙上有一道裂缝，从天花板一直延伸到踢脚线。他伸出手指，沿着裂缝摸了一遍。
“它怎么来的？”阿薇问。
“不知道。”
“会不会是你船上的？”
吴海生翻了个身，看着天花板。
“也许吧。”他说，“船上的壁虎，尾巴断了，跟了我四年。”
他闭上眼睛。手伸进口袋，摸到那块木头。他把木头拿出来，放在枕头旁边。
“睡吧。”他说。
阿薇关了灯。屋里黑了。窗台上，壁虎趴在那里，断尾巴卷了一下。
凌晨两点，阿薇听见吴海生在说梦话。声音很小，像嘟囔。她凑过去听。
他说：“爸，我把船烧了。”然后他翻了个身，没再说话。
二
吴海生搬进了阿薇的出租屋。说是搬，其实他本来就在这儿过夜，只是船烧了之后，他再也没地方可去了。
房子在城中村，巷子窄，两边的楼挨得很近，抬头看见的是一线天。出租屋在四楼，没有电梯，楼梯间的灯坏了一半，上楼的时候要摸着墙走。房子很小，一张床，一个衣柜，一个窗台。窗台上那盆绿萝快死了，叶子愈加干枯。地上有一层灰，脚踩上去一个脚印。墙上有水渍，一片一片的。
他把那块木头放在床头，每天晚上睡觉前摸一下。
阿薇问他：“你摸它干什么？”
“不知道。”他说，“习惯了。”
“你摸了多久了？”“三年。”阿薇没再说话。过了几天，阿薇问他：“你船上的壁虎，尾巴怎么断的？”
吴海生想了想。“有一次我搬东西，钉子掉在地上，它刚好爬过去，尾巴压在钉子下面。我把钉子拿起来，尾巴断了。”
“你怎么知道是这只？”“因为那天是颠狼第一次上我的船。”
阿薇看着他。他的眼睛很亮。
“那以后它就一直在船上？”“嗯。四年。”
阿薇没再说什么。她转身去厨房做饭了。
吴海生站在窗台前，看着那只壁虎。他伸出手指，想摸一下。壁虎动了一下，爬到了花盆的另一边。
“颠狼。”他叫了一声。
壁虎没理他。巷口有一间小卖部，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瘸子，姓王，大家叫他王瘸子。吴海生去买烟的时候，王瘸子问他：“海生，船呢？”
“烧了。”“烧了？”王瘸子把手机放下，“好好的烧它干什么？”
“拖船要一千二。”王瘸子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这个人，一千二就把船烧了？”吴海生没接话，拿了烟走了。他走在巷子里，听见王瘸子在后面喊：“想开点啊，船没了人还在！”
他没回头。
三
吴海生开始找工作。他四十三岁，小学文化，只会打鱼。
他去了码头，想找一份船工的工作。码头上的船越来越少了。一个船老板坐在船头抽烟，看了他一眼。
“四十三了？”“嗯。”“能干多久？”“不知道。”
船老板把烟头弹进水里。
“太老了。我要年轻的。”
吴海生站在码头上，看着那条船。他想起船烧的时候，木头卷起来的样子。
他去了海鲜市场，想找杀鱼的活。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围裙上全是鱼鳞。她看了吴海生一眼。
“会杀鱼吗？”“会。我是船上的，打了一辈子鱼。”
“试试。”
她递给他一把刀。刀是铁的，柄上沾着鱼血。他拿起刀，手在抖。他抓起一条红友鱼，按在案板上。鱼甩了一下尾巴，从他手里滑出去，掉在地上。他弯腰捡起来，按住了。刀下去，歪了，鱼肚子划开了一条口子，但没划到位。他又划了一刀，肉碎了，骨头断了，鱼被切成两截。
老板看了看。“算了吧。”
吴海生放下刀，站在摊位前面。他没有走。
“你还不走？”老板问。
“我在看这条鱼。”
“有什么好看的？”
“它死了。”
“鱼当然死了。”
吴海生说：“它死了，但它的肉还在动。”
老板看了他一眼。“你走吧。别在这里了。”
吴海生走出市场，蹲在门口。市场门口有一摊水，是洗鱼的水，混着血和鳞片，流到台阶下面，积了一洼，苍蝇在上面飞。他旁边地上有一条被踩烂的死鱼，巴掌大，不知道谁扔的，鱼眼睛凸出来，白的，鱼鳃翻开，红的。
他盯着那条死鱼。
“你肯定死。”他说。声音不大，但旁边的人听见了。一个拎着塑料袋的女人看了他一眼，走得更快了。
“你死了就死了，还烂在这里。”他的手指在地上划，划出一道印子。
“你活着的时候被人杀，死了被人踩。你跟我一样。”
旁边卖槟榔的阿姐探出头来看他，又把头缩回去了。
他蹲在那里，对着那条死鱼骂了大概十分钟。骂到后面，声音小了，变成嘟囔。嘟囔到后面，没声音了。他只蹲着，看着那条鱼。鱼眼睛还是凸出来的，白的，上面落了一只苍蝇。
阿薇来接他的时候，他蹲在地上，不肯起来。
“海生，走了。”
“不走。”
“你蹲在这里干什么？”
“我在想，我爸说的‘你别学我’是什么意思。”
“不是让你别学他打鱼吗？”
“不知道。也许他是让我别学他死。”
阿薇蹲下来，把手放在他肩膀上。
“海生，你爸已经死了。你得往前走。”
“往前走？往哪儿走？”
“往前走就是往前走。别停在这儿。”
吴海生抬起头看她。“你懂什么？你又没在海上待过。”
阿薇的脸冷了。她把手从他肩膀上拿开。
“我不懂。但你也没在岸上待过。岸上就是这样——找不到工作、租小房子、吃便宜菜。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在熬？”
她站起来，看着他。
“你以为我天天在酒吧唱歌好玩？一晚上唱三个小时，挣八十块。我的嗓子都快废了。”
吴海生蹲在地上，没动。
“起来。”阿薇说。
他没动。
“吴海生，起来！”
他站起来了。
四
阿薇每天晚上去酒吧唱歌，酒吧叫“蓝调”，门面很小，里面暗红暗红的。一个晚上唱三场，每场四十分钟，中间休息二十分钟。唱的都是老歌《千千阙歌》《漫步人生路》，有时候客人点《舞女》，她也唱。她的嗓子沙哑了，唱高音的时候要使劲往上顶，脖子上青筋暴起。
有一个常客，开货车的，三十出头，留小胡子，手上戴一枚金戒指。他每次来都坐在吧台左边那个位置，点一瓶青岛啤酒，听她唱完第一场，然后招手让她过去，递给她五十块钱小费。
“喝一杯。”他说。
她喝了。啤酒，一杯。喝完继续唱。
有一次他送她回家。那天她唱完第三场，嗓子哑了，说话都费劲。他说：“我送你。”她没拒绝。他的车是一辆白色的厢式货车，驾驶室里有一股烟味和香水味混在一起的味道。他开到城中村巷口，停下来。她说了声“谢谢”，要下车。他拉住她的手腕。
“不请我上去坐坐？”
“太晚了。”她说。
他松开手。她下了车，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他还在车里坐着，打火机亮了一下，点了一根烟。她转身上楼。
后来又送过几次。有一次她喝了四杯，头晕，在车上吐了。他把她扶上楼，她没有力气推。事后他留了两百块钱在桌上，用打火机压着。她早上看见那两百块，没扔，也没花。压在抽屉最底下。
吴海生不知道这些。他只知道她每天晚上回来身上有烟味，但他以为那是酒吧的烟。
有一天晚上，阿薇回来得早。吴海生还没睡，坐在床上，摸着那块木头。
“码头那边怎么样？”
“还行。”
“船多吗？”
“越来越少。”
“那你的活——”
“不知道。老板没说。”
阿薇没再问了。
改天，吴海生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对。他没说话，把鞋子脱了，放在门口，坐到床上。
“怎么了？”阿薇问。
“老板说船太少了，加油的活一个人就够了。让我下个月不用来了。”
阿薇看着他。他的脸上没有表情。
“那怎么办？”
“不知道。”
“再找找。”
“找什么？”
“什么都行。”
吴海生没说话。他转过头，看着窗台上的壁虎。壁虎趴在花盆的土里，一动不动。
“海生。”“嗯。”“你还想出海吗？”“不想。”“真的？”
“真的。”他想了想，“海没了。”
“海还在。”
“我的海没了。”
阿薇没问他“你的海”是什么意思。
五
吴海生开始喝酒。不是一杯，是半瓶白酒。酒是从王瘸子的小卖部买的，二十块钱一瓶，装在绿玻璃瓶里。他坐在床上，摸着那块木头，嘴里嘟囔着什么。
阿薇问他：“你说什么？”
他说：“我说‘爸，我连鱼都不会杀了’。”
他哭了。不是那种默默的流泪，是那种控制不住的、丢人的、狼狈的哭。鼻涕和眼泪混在一起，流到下巴上，滴在衣服上。肩膀一抽一抽的。他用手背擦了一下，擦不干净，又擦了一下。
阿薇坐在他旁边，没有抱他。她只是坐着。
壁虎在窗台上趴着，一动不动。然后它动了一下。它的尾巴卷了一下，又伸直了。它爬到了花盆的边沿上，头朝着床上的人。
吴海生没看见。他在哭。
阿薇看见了。她看着那只壁虎。
“海生。”她说。
“嗯。”他的声音闷闷的。
“壁虎在看我们。”
吴海生抬起头，看了一眼。壁虎趴在花盆边沿上，头朝着他。
“颠狼。”他说。
他的眼泪还挂在脸上。他用手背擦了。
那晚吴海生喝了大半瓶白酒，吐了。吐在床边的地上，一摊，酸臭的。阿薇用抹布擦。抹布上有一个洞。
他躺在地上，没起来。脸贴着地砖，凉的。他看着床底下——一个塑料袋，一双旧鞋，一个铁盒子，他带来的。他把铁盒子勾出来。铁盒子是饼干盒，锈了，盖子打不开。他用指甲撬，指甲断了，流血了。盖子开了。
里面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女人，短发，穿一件红色的外套，站在码头边上，背后是海。女人的脸被太阳晒得黑红，笑的时候露出一颗虎牙。照片的边角卷起来了，上面有水渍。
阿薇凑过来看了一眼：“谁？”
“我老婆。”
阿薇的手停了。她没说话。
“前妻。”吴海生说，“离了八年了。”
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海生，我等你到过年。”字迹歪歪扭扭的，有些字看不清了，被水泡过。
“她等了你多久？”
“三年。”他说，“我三年没上岸。过年也没回去。”
“为什么？”
“船上没人看着不行。”
阿薇看着他。他的脸上没有表情。
“她后来呢？”
“嫁了。嫁了一个开货车的。生了一个儿子。”
吴海生把照片放回铁盒子里，盖上盖子。他的手在抖——不是喝酒喝的，是旧伤。
“她走的那天，我在海上。船上的电台坏了，我不知道。”他停了一下，“我回来的时候，家里空了。衣柜空了，厨房里的锅少了一半，阳台上晾的衣服只剩我的。她在桌子上留了一锅汤，已经馊了。”
他闭上眼睛。
“那锅汤我喝了。馊了也喝了。”
阿薇蹲在他旁边。她没问“为什么喝”。她只是蹲着。
“你恨她吗？”阿薇问。
“不恨。”
“那你恨谁？”
“我自己。”
他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水渍，形状像一个倒挂的人。
“我爸说‘你别学我’。我以为他是说别打鱼。后来我想，也许他是说——别像他一样，把人都推走了，最后只剩一条船。船沉了，就什么都没了。”
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
“我连锅汤都留不住。”
阿薇坐在他旁边。她把手放在他肩膀上，放了一会儿。
壁虎在窗台上趴着。它动了一下，爬到了花盆的边沿上。断尾处结了一层黑痂。
那天晚上吴海生没再说话。阿薇把地上的呕吐物擦干净，把铁盒子放回床底下。她看了一眼那张照片——女人笑的时候露出一颗虎牙。她把照片翻过去，背面那行字她没看清。
凌晨三点，吴海生突然说了一句话，声音很小，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她叫阿云。煮的汤很好喝。”
阿薇醒着，没应。
那是他丢了加油的活之后的第二个星期。钱快花完了，床头柜的抽屉里只剩三十几块。阿薇每晚去酒吧唱歌，回来的时候包里揣着八十块，有时候只有六十块。她把钱放在抽屉里，吴海生看见了，没拿。
他去了老码头后面的一条巷子。巷子很窄，两边是铁皮搭的棚子，棚子里堆着渔网、泡沫箱、塑料桶。地上有柴油渍，踩上去粘鞋底。巷子尽头有一间没有招牌的茶馆，卷帘门拉下来一半，里面亮着灯，黄黄的。
吴海生蹲在门口，等了一会儿。一个光头男人从里面出来，穿花衬衫，脖子上挂一条金链子，链子很粗，像是假的。他看了吴海生一眼。
“找谁？”
“找人。”
“谁？”
“海哥。”
“哪个海哥？”
“跑水的。”
光头男人上下打量他：“你谁介绍的？”
“老陈。船厂的。”
光头男人没说话，转身进去了。过了一会儿，他掀开卷帘门，朝吴海生招了招手。
茶馆里面很暗，几张折叠桌、塑料椅子。桌上摆着茶壶，茶壶里的水凉了，茶叶沉在底上。墙角坐着一个瘦子，在玩手机。光头男人坐下来，点了根烟。
“你想跑水？”
“嗯。”
“跑什么？”
“什么都行。”
“你知道跑水什么意思吗？”
“知道。”
光头男人吐了一口烟。“抓到了，坐牢的。”
“知道。”
“你不怕？”
吴海生没回答。
光头男人把烟灰弹在地上：“你有船吗？”
“没有。”
“你会开船？”
“开了二十八年。”
“什么船？”
“渔船。木壳的。烧了。”
光头男人笑了一下：“烧了？那你跑什么水？你游过去？”
“想找个老板，给他开船。”
光头男人把烟头摁灭在桌子上，桌子上烫出一个黑印子：“现在不缺人。前阵子抓了一批，老板都缩了。过两个月再来。”
吴海生站起来，往门口走。
“等一下。”光头男人叫住他。
吴海生回过头。
“你过四十了？”
“四十三。”
“太老了。跑水的要年轻的，二十多的，跑得快，跳海不怕冷。你四十三，万一被追，你跳海？冻都冻死你。”
吴海生站在门口。卷帘门半拉着，外面的光照进来，在地上切出一条亮线。他的脸一半在光里，一半在暗处。
“我不怕死。”他说。
“那你怕什么？”
“我怕死在水里，没人知道。”
光头男人看了他一眼。他没说话，端起茶壶，对着壶嘴喝了一口。
“走吧。”他说，“别来了。”
吴海生走出茶馆。巷子里很暗，地上有水坑，踩上去溅起水。他走到巷口，停下来。他回头看了一眼——茶馆的卷帘门已经拉下来了，灯灭了。
他蹲在巷口，从口袋里掏出那块木头，摸了一下。心，一直在重重地跳。想了许久，天已经变黑，蹲得腿都麻木了。
“爸，我差点变成你不想让我变成的那种人。”他说。声音很小，巷子里没人听见。
他站起来，让腿慢慢恢复，把木头装进口袋里。他沿着巷子往外走，走到有路灯的地方。灯没亮。月光照在地上，灰灰的。
他没有回出租屋。他沿着一条溪水走，走到一座桥下面。桥是水泥的，桥底很矮，他弯着腰才能进去。地上有尿臊味，有烧过的报纸灰。他蹲下来，靠着桥墩。
水在下面流，黑黑的，看不见底。
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块木头。掏出来，放在手心里。借着桥洞外面透进来的一点光，他看着“吴大江”三个字。
“爸，我连走私都没人要。”
他笑了一下。笑的时候嘴角扯了一下，不像笑，像抽筋。
他把木头攥在手里，站起来，走到水边。水面上漂着一只死老鼠，胀了，白白的。
他看着水。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木头举起来，做出一个要扔的动作——胳膊抡圆了，手指张开——但木头没出去。他的手指又攥紧了。胳膊慢慢放下来。
他蹲在岸边，把木头贴在额头上。木头是凉的，他的额头是烫的。
“我连扔都扔不掉。”
他没哭。眼睛干干的。
桥洞外面有脚步声，一个人走过，脚步声远了。又安静了。
他站起来，把木头装回口袋。他沿着河岸往回走，走到有路灯的地方——灯还是不亮。他拐进巷子，上楼。
阿薇还没回来。
他坐在床边，把鞋子脱了。鞋底磨薄了，左脚那只鞋底有一个洞。他把鞋放下，躺下来。
壁虎在窗台上趴着。它动了一下，爬到花盆的边沿上。吴海生看着它。
“颠狼。”他说，“你要是能说话，你会跟我说什么？”
壁虎没理他。
“你会说‘别死’？”
壁虎的断尾巴卷了一下。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
墙上那道裂缝，从天花板一直延伸到踢脚线。他伸出手指，沿着裂缝摸了一遍。他睡着了。
阿薇那天回来得比平时早。酒吧的客人少，老板让她提前走了。她上楼的时候，楼梯间的灯全坏了，她摸着墙走，手指蹭到墙上的灰。到四楼，她掏出钥匙，听见屋里有声音——吴海生在说梦话，嘟囔着什么，听不清。
她没开门，靠在门口的墙上，蹲下来。
走廊的灯也坏了，很暗。对面门口放着一袋垃圾，塑料袋系着口，里面有汤水流出来，在地上洇开一小片。苍蝇绕着飞，嗡嗡的。
她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那枚贝壳。贝壳的边缘很薄，扎手。她没拿出来。
她想起前夫姓陈，开大排档的。结婚三年，他喝了酒就打她。第一次是扇耳光，她哭了。第二次是踹肚子，她蹲在地上起不来。第三次，他用脚踩她的手——右手，无名指。她听见骨头响的声音，“咔”的一声，像折断一根粉笔。
“你还敢跑？”他说。
她没跑。不是不敢，是跑不动。她躺在出租屋的地上，手肿了，指头歪向一边。她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盏日光灯，灯管的一头发黑，闪了两下，灭了。
后来她跑了。跑的那天，她什么都没带。身份证在枕头底下，她没拿。衣服在柜子里，她没拿。她穿了一双拖鞋，走了三公里，走到码头。她不知道为什么要去码头。她站在码头上，天快亮了。海是灰蓝色的，上面有船，很小。风很大，吹得她的头发糊在脸上。她蹲下来，哭了。没有声音，只是肩膀在抖。
一个老头在晨练，路过她旁边，看了她一眼，没说话，走了。
她在码头坐了一上午。下午，她去了一家茶馆，端盘子。老板娘看了她的手，问她：“你的手怎么了？”她说：“摔的。”老板娘没再问。
后来她开始唱歌。她从小就爱唱歌。不是在酒吧，是在茶馆。茶馆里有客人过生日，让她唱一首《生日快乐》。她唱了，嗓子是哑的。客人给了她二十块小费。她攥着那二十块，攥了很久。再后来她去酒吧唱。一晚上八十块。有时候客人让她喝酒，她喝了。她喝多了吐在厕所里，用水冲掉，补了口红，继续唱。
后来，有一次在酒吧唱歌，客人点了五杯啤酒让她喝，唱完歌往回走，她就醉倒在垃圾桶旁边。上岸闲逛的吴海生把她送回家。照顾了一夜，竟然没有乱动她。朦胧中她对他有了好感。
她蹲在出租屋门口，手指还在口袋里摸那枚贝壳。贝壳的边缘扎进她的指腹，疼。她没松手。
门突然开了。吴海生站在门口，睡眼惺忪，头发乱着。
“你怎么蹲在这儿？”
阿薇抬起头看他。走廊很暗，她看不清他的脸。
“钥匙找不到了。”她说。
她没说实话。钥匙在她口袋里，和贝壳在一起。
吴海生没追问。他让开，让她进来。
她进了屋，坐在床边。吴海生去厨房给她倒了一杯水，水是凉的，从水龙头接的。她喝了，杯子放在床头，杯底压在那块木头旁边。
“你哭过？”吴海生问。
“没有。沙子迷了眼。”
吴海生没再问。他坐在她旁边，两个人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谁也没说话。
窗台上，壁虎趴在花盆的边沿上。它看着屋里的人，断尾巴卷了一下。
阿薇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她的指腹上有一个小口子，是被贝壳边缘扎的，渗出一滴血，圆圆的，像一颗红豆。她看着那滴血，没擦。
“海生。”
“嗯。”
“你说，断了的东西，还能长出来吗？”
吴海生看了一眼窗台上的壁虎。
“能。”他说，“但不是原来那截了。”
阿薇没说话。她用拇指把那滴血抹掉了。
那天晚上她没有唱歌。她躺在吴海生旁边，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渍。吴海生很快就睡着了，呼吸很沉。
她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的裂缝从天花板一直延伸到踢脚线。她伸出手指，沿着裂缝摸了一遍。墙灰掉下来，细细的，落在床单上。
她闭上眼睛。隔壁有人在吵架。男人在吼，女人在哭。吵了十几分钟，突然安静了。然后是一声巨响——什么东西摔在地上。阿薇没有动。
她想起那根断掉的手指。接上了，但伸不直。她从来不戴戒指。
她在黑暗中笑了一下。没人看见。
六
阿薇发现窗台上的绿萝死了。叶子全黄了，耷拉着，茎也软了。盆里的土干了，裂了缝。
“绿萝死了。”她说。
吴海生看了一眼。“养点别的。”
“养什么？”
“不知道。”
阿薇从抽屉里翻出几颗种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用塑料袋包着，袋子上写着“牵牛花”。她把种子埋在土里，浇了水。
种子发了芽。长出来一看，是牵牛花。芽是嫩绿色的，两片叶子，像一对小耳朵。过了几天，藤蔓开始爬，爬到了窗框上，缠住了壁虎趴的那根铁丝。牵牛花爬满了窗台。每天早上开花，晚上谢。花是紫色的，喇叭状的。谢的时候缩成一团，卷起来，掉在地上，干巴巴的。
吴海生每天早上出门前，会看一眼牵牛花，看一眼壁虎，摸一下床头的木头。
有一天，牵牛花死了。不是慢慢死的，是一夜之间全蔫了。叶子耷拉着，藤蔓发黄，花掉了，掉在地上，一堆，干了的。
阿薇查了一下，说：“牵牛花就开一季，开完了就死了。”
吴海生看着那些枯萎的花。他的眼睛盯着花盆，盯了很久。然后他突然伸手，把花盆从窗台上扫下去——花盆掉在地上，啪的一声，碎了。土撒了一地，壁虎跳了一下，爬到墙角。
一块碎瓦片弹起来，划过阿薇的小腿。她低头看了一眼，一道口子，血慢慢渗出来。
阿薇站在厨房门口，手里拿着锅铲。她没动。
“你疯了？”她说。声音不大。
吴海生喘着气。他蹲下来，用手把碎瓦片拢到一起。瓦片割了他的手，血出来了，滴在土上。他抬头看见阿薇腿上的血，愣住了。
“你受伤了。”
“看见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
吴海生低下头。他的手还在抖。
“我想试试，砸了它会不会好一点。”
“好一点了吗？”
“没有。”
阿薇放下锅铲，走过来。她从地上捡起一片碎瓦片，看了看，扔进垃圾桶。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腿上的伤口，血已经流到脚踝了。她去厨房拿了一块抹布，按在伤口上。抹布上很快洇出一小片红。
吴海生还蹲在地上。
“起来。”阿薇说。
他站起来。
“去拿创可贴。”她说。
他从抽屉里翻出一盒创可贴，递给她。她接过去，撕开一张，贴在伤口上。创可贴太小了，盖不住整道口子，血从边缘渗出来。
“我去买纱布。”吴海生说。
“不用了。不深。”
吴海生站在她面前，手垂着。他的手指上也在流血。
阿薇看了他一眼，又拿了一张创可贴，递给他：“自己贴。”
他接了，贴在食指上。
两个人站在屋里，地上是碎花盆、土、枯死的牵牛花。壁虎从墙角爬回来，趴在空花盆原来的位置——那里只剩一个圆形的印子。
“对不起。”吴海生说。
阿薇没回答。她拿扫帚把土扫干净，把碎瓦片扫进簸箕。扫到吴海生脚边的时候，她说：“抬脚。”他抬了。
扫完了，她把扫帚靠在墙角，转身进了厨房。锅里的水烧干了，锅底冒烟。她把锅端下来，放在地上。
“吃面。”她说，“没菜了，就面。”
吃面的时候，两个人坐在床上。阿薇把碗端在手里，吃得很慢。吴海生吃了几口，放下了。
“阿薇。”
“嗯。”
“你腿上还疼吗？”
“不疼。”
“骗人。”
阿薇没说话。她把碗里的面吃完了，放下碗。
“海生。”
“嗯。”
“你以后要砸东西，去外面砸。这屋里就这点家当。我的腿不是家当。”
吴海生没说话。
“还有，”阿薇说，“我前夫也砸东西。他砸了三年。”
吴海生的手停在膝盖上。
“我不是他。”他说。
“我知道你不是他。”阿薇说，“但你砸东西的时候，我听见的声音是一样的。”
吴海生低下头。
壁虎趴在窗框上，一动不动。
那天晚上吴海生没有摸木头。他坐在床边，看着自己的手。手上的伤口已经不流血了，创可贴的边缘翘起来。
阿薇躺下了。她面朝墙壁，背对着他。吴海生躺下来。他伸出手，碰了碰阿薇的肩膀。
阿薇没动。
“阿薇。”
“嗯。”
“我不会再砸了。”
阿薇没回答。
过了很久，她翻了个身，面朝他。屋里很暗，他看不清她的脸。
“你保证？”她说。
“我保证。”
“你保证个屁。”她说。声音不大，但不是骂人，是累了。
吴海生没再说话。他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阿薇又翻回去了。
七
吴海生后来在码头找到了稳定的活——不是卸货，是看船。晚上给停在码头的渔船守夜，看着别让人偷东西。工资很低，一个月八百块，但每天都有活。
他每天晚上八点去码头，早上五点回来。他坐在船边，看着那些船。船很小，铁壳的，拴在一起，随着潮水晃。他坐在码头的水泥台阶上，点一根烟，看着海。
有一天晚上，阿薇去码头找他。她唱歌的地方今天关门了，老板说：“明天再来。”她骑着电动车，到了码头，看见吴海生坐在台阶上，旁边放着一个手电筒。
“海生。”
他转过头：“你怎么来了？”
“今天没唱。”
她在他旁边坐下来。台阶是水泥的，凉。她坐在他旁边，两个人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
“冷吗？”他问。
“不冷。”
海面上黑黑的，什么都看不见。只有远处的工地上有灯光，吊车的灯，黄黄的，照着海面的一块。
两个人都没说话。潮水在涨，哗——哗——哗——
阿薇从口袋里掏出那枚贝壳。她在手里攥了一会儿，递给吴海生。
“你看看。”
吴海生接过来。贝壳很小，白色的，边缘磨薄了，有几道裂纹。他翻过来看了一眼。
“哪来的？”
“以前在茶馆门口捡的。”
他把贝壳攥在手心里。
“你说，”阿薇说，“贝壳离开了海，还算不算贝壳？”
吴海生想了想。“算吧。它还是那个样子。”
“但它不会长回去了。”
“它本来就不会长。贝壳是死的。”
阿薇没说话。
吴海生把贝壳还给她。她装回口袋里。
“海生。”
“嗯。”
“你爸说的那句话，你想明白了吗？”
“没有。”
“你还想？”
“不想了。想了四年了，想不明白。不想了。”
阿薇看着他。他的脸在手电筒的光里是黄的，皱纹很深。
“你还摸那块木头吗？”
吴海生从口袋里掏出那块木头，放在手心里。
“摸。但不是想那些事了。就是习惯了。”
他把木头放回口袋。两个人又沉默了。风从海面上吹过来，带着咸腥味。
“走吧。”吴海生站起来，“我送你回去。”
“你不用看船了？”
“船又不会跑。”
他关了手电筒，两个人沿着岸堤往回走。月光照在地上，灰灰的。
走到出租屋楼下，阿薇上楼，吴海生转身回码头。走了几步，他停下来。他站在巷子里，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蹲下来，把手插进头发里。
他想起阿薇腿上的血，想起她说“我前夫也砸东西”，她还说“你保证个屁”。
他蹲了大概两分钟，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口袋里的木头硌着他的大腿。他摸了摸口袋，没把木头掏出来。他走回码头。台阶上，他的手电筒还放在原来的位置。他坐下来，点了一根烟。
烟抽到一半，他把烟头弹进海里。烟头落在水面上，亮了一下，灭了。他看着那片黑暗的海面。什么也没想。
他坐在台阶上，坐到天亮。
天亮的时候，码头上有船出港。柴油机的突突声，海鸟叫。他站起来，腿麻了，扶着栏杆站了一会儿。
他去买包子。包子是热的，装在塑料袋里，袋子里有水汽。
上楼，开门。阿薇还在睡。他把包子放在桌上，坐在床边。阿薇醒了。
“你一夜没睡？”
“睡了。在码头上睡的。”
阿薇看着他。他的眼睛下面有青色的印子，嘴唇干裂了。“你哭了？”她问。
“没有。海风吹的。”
阿薇没再问。她坐起来，拿了一个包子，咬了一口。包子是白菜馅的。她嚼着，看着吴海生。
吴海生没吃包子。他坐在床边，看着窗台——那里放着一个新花盆，阿薇白天买的，土已经填好了，种子埋下去了。
壁虎趴在花盆的边沿上。
“种子发芽了吗？”他问。
“还没。”阿薇说，“得等。”
八
又过了些日子。阿薇发现自己的身体有些不对。月经没来，她算了算日子，已经过了十几天。她没告诉吴海生，自己去药店买了一根验孕棒，躲在厕所里测。两条杠。
她蹲在厕所里，看着那两条红线。她的手在抖。她算了一遍又一遍——上一次和吴海生是月初，那天下雨，他喝了一点酒，她没拒绝。上一次和那个开货车的——她不愿意想他的名字——是月中，酒吧打烊后，他说送她，她喝了四杯，头晕，在车上吐了。他把她扶上楼，她没有力气推。事后他留了两百块钱在桌上，用打火机压着。她早上看见那两百块，没扔，也没花。压在抽屉最底下。
如果按日子算，月初那次正好是排卵期。月中那次也是。她分不清。她恨自己分不清。
她把验孕棒用报纸包了，扔进垃圾桶最底下。站起来，洗了脸，走出厕所。
吴海生在屋里坐着，没看她。
那天晚上，阿薇没有去酒吧。她跟老板请了假，说嗓子疼。她坐在床边，手放在小肚子上，还是平的。她拿出手机，打开日历，又算了一遍。还是分不清。
她闭上眼睛。她想起那个货车司机的脸——三十出头，留小胡子，手上戴一枚金戒指，笑起来牙齿很黄。他在车上摸她的腿，她没有推开。她想起他付钱的动作，从皮夹子里抽出两张，放在床头柜上，还用打火机压了一下。她想起第二天早上他用她的卫生间，马桶盖没掀，尿滴在上面。她擦了。
她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
“海生。”
“嗯。”
“你过来。”
吴海生走过来，坐在她旁边。
“我跟你说个事。”
“说。”
她沉默了很久。吴海生没催。
“我可能怀孕了。”
吴海生没动。他的脸在灯光下是黄的，看不出表情。
“可能？”
“我还没去医院。验孕棒两条杠。”
吴海生把手插进口袋里，摸到那块木头。他摸着“吴大江”三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地摸。
“多久了？”他问。
“两个月。”
他停了一下。
“谁的？”
阿薇看着他。她的眼睛没有躲，也没有眨。
“我不知道。”
吴海生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他把那块木头放在床头，木头压在贝壳旁边。
“你不知道？”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我算过日子。”阿薇说，“月初和你，月中和别人。”
她没有说“别人”是谁。吴海生没有问。
两个人坐在床边，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谁也没看谁。
壁虎趴在窗框上，一动不动。
“你想怎么办？”吴海生问。
“我不知道。”
“你告诉我，你想怎么办？”
阿薇的眼泪流下来了。她没有擦。眼泪顺着鼻翼流到嘴角，咸的。
“我想生。”她说，“但我怕。”
“怕什么？”
“怕生下来不是你的。也怕生下来是你的。”
吴海生没说话。他站起来，走到窗台前，看着那只壁虎。壁虎的断尾巴卷了一下。
“如果是我的呢？”他问。
“你养不起。”
“我知道。”
“那你还问？”
吴海生转过身，看着她。
“如果是我的，我养。”
“你拿什么养？一个月八百块，连奶粉都买不起。”
吴海生没回答。
阿薇低下头。她的声音小了，像自言自语。
“如果不是你的呢？”
吴海生站在屋子中间。他的影子投在墙上，被灯光拉长了。
“那我不知道。”他说。
阿薇抬起头，看着他。
“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
“你应该知道。”吴海生声音有点闷。
阿薇说：“我不想知道。”
她站起来，走到窗台前，站在吴海生旁边。两个人看着那只壁虎。壁虎的尾巴断了一截，断口处是黑色的痂。
“海生。”
“嗯。”
“你说，断了的东西，还能长出来吗？”
吴海生看着壁虎。
“能。但不是原来那截了。”
阿薇把手放在自己的小肚子上。还是平的。
“这个孩子，不管是谁的，都不是原来那截了。”
吴海生没说话。
那天晚上，他们没有再谈这件事。阿薇躺下，吴海生坐在床边，没有睡。他摸着那块木头，摸了一遍又一遍。
“给了多少？”第二天晚上，吴海生突然问。
阿薇愣了一下。“什么？”
“那个人。给了多少？”
阿薇没说话。
“给了多少？”
“两百。”
吴海生点了一下头。动作很小，像是脖子自己动的。
“够我吃半个月的饭。”他说。
阿薇的眼泪流下来了。她没有擦。
“你骂我。”她说。
“不骂。”
“你打我也行。”
“不打。”
吴海生站起来，走到窗台前。壁虎趴在花盆边沿上，头朝着屋里。他眼前晃了一下，抬手摸了一下，眼里有泪，沾在手上，他抹到胸前。
那之后几天，吴海生几乎没有说话。他每天照常去码头看船，回来吃了饭就躺下。他不摸木头了——他把木头装进口袋里，出门带着，回来也不掏出来。阿薇看见他坐在床边，手插在口袋里，手指在口袋里动，像在摸什么东西，但就是不拿出来。
第三天下午，吴海生没有去码头。他坐公交车去了市中心。他在手机地图上搜过——献血车停在市中心大润发门口，白色的大巴车，车身上写着红色的字：“无偿献血，无上光荣。”
他站在献血车下面，抬头看了一会儿。车门开着，一个穿白大褂的护士探出头来。
“献血吗？上来吧。”
他上了车。车里很干净，白色的，有一张躺椅，几只塑料凳子。空调开着，凉飕飕的。空气里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先填个表。”护士递给他一张纸。
他拿着纸，没有看。他看着护士。
“能卖多少钱？”
护士愣了一下。“卖？这是无偿献血。不给钱的。”
吴海生把纸放在桌子上。
“不给钱？”
“不给。献完发一盒牛奶、一个面包。”
吴海生站在那里，手插在口袋里，摸着那块木头。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鞋底磨薄了，左脚那只鞋底有一个洞，能看见袜子。
“没有那种……给钱的？”他问。
“没有。国家规定，血液不能买卖。”护士看了他一眼，“你是急着用钱？”
吴海生没回答。
“你可以去血站问问成分血，有一些补贴，但也不叫卖血。也就一两百块钱。”
“一两百？”他抬起头。
“嗯。但不是每天都有，要检查身体，还要预约。”
吴海生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他的手在抖。不是害怕，是没吃饭，低血糖。
“那器官呢？”他问。
护士的脸变了。
“器官不能卖。违法的。”
“我知道。”他说，“我就是问问。”
他转身往车门走。走到门口，停下来。他没有回头。
“如果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了，他还能卖什么？”
护士没说话。
吴海生下了车。车门在他身后关上了，“砰”的一声。
他蹲在献血车旁边的台阶上。太阳很大，水泥地烫屁股。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块木头，看着“吴大江”三个字。
“爸，我连血都卖不掉。”他小声说。
他把木头贴在额头上。木头是凉的，他的额头是烫的。
蹲了大概五分钟，他站起来，把木头装进口袋，往回走。他没有直接回出租屋。他去了王瘸子的小卖部。
王瘸子坐在柜台后面看手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海生？脸色怎么这么差？”
吴海生蹲在小卖部门口，点了一根烟，五块钱一包的那种。
“王哥，你听说过卖肾吗？”
王瘸子把手机放下：“卖肾？怎么突然问这个？”
“就是问问。”
王瘸子想了想：“网上有人收，一个肾几十万。你少一个肾又不会死，人有一个肾就够了。我表哥的邻居就卖过，卖了三十五万，现在活得好好的，就是不能干重活。”
吴海生的手停了一下。烟夹在手指中间，烟灰掉在地上。
“真的假的？”
“网上这么说的。你自己看。”
王瘸子把手机递给他。屏幕上是一个论坛的帖子，标题写着“卖肾经历，给大家参考”。帖子说，他通过中介卖了右肾，得了二十八万，术后恢复一个月，现在正常生活，只是不能喝酒。下面有人回帖骂他，也有人问联系方式。
吴海生把手机还给王瘸子。
“这个中介在哪？”
“网上找的。你搜一下就搜到了。”王瘸子看了他一眼，“你真要卖？我劝你想清楚。那玩意割了就没了。”
吴海生没说话。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往巷子深处走。走了一段，他停下来，蹲在垃圾桶旁边。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块木头。
几十万。一个肾。
他闭上眼睛。他想起自己的手，搬砖搬不了，杀鱼手抖。但肾——肾不看手抖不抖。只要身体没病，就能卖。
他站起来，往回走。
上楼。开门。
阿薇坐在床边，手里拿着那枚贝壳。
“怎么这么晚？”
“碰见王瘸子，聊了几句。”
他坐在她旁边，沉默了一会儿。
“阿薇，你听说过卖肾吗？”
阿薇的手停了。
“卖肾？”
“嗯。王瘸子说，一个肾几十万。少一个不影响什么。”
阿薇把贝壳放在床上，看着他。
“你疯了？”
“没有。我就是问问。”
“你要卖肾？”
吴海生没有回答。他看着窗台上的壁虎。壁虎趴在花盆边沿上，一动不动。
“几十万。”他说，“够孩子长大。”
“你听谁说的？王瘸子的话能信？”
“他说他表哥的邻居卖过。”
阿薇站起来，走到窗台前，背对着他。
“那是骗人的。网上那些都是骗人的。就算真的，你割了一个肾，以后怎么干活？”
“我现在也干不了活。”
阿薇转过身，看着他。她的眼睛红了。
“你卖肾，跟卖血有什么区别？卖一个也是卖。你把自己拆了卖？”
吴海生低下头。他的手指在膝盖上划来划去。
“我就是想想。”他说，“没说要卖。”
“你别想了。”阿薇的声音大了，“你要是去卖肾，我就把这个孩子打了。”
吴海生抬起头，看着她。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孩子生下来，他爸少了一个肾。”
两个人对视了几秒。吴海生先移开了目光。
“好。”他说，“不想了。”
但他知道，他不可能不想。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睁着眼睛，脑子里反复转着几个字：几十万，一个肾，几十万，一个肾。
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的裂缝在黑暗中像一道闪电。
他闭上眼睛。他想，也许王瘸子说的是真的。也许网上那些帖子也是真的。也许真的有人卖了一个肾，拿了钱，活得好好的。也许那个人就是他。
他不知道这是不是希望。但这是他这几天来，第一次觉得——也许有办法。
他翻过身，看了一眼阿薇。她睡着了，呼吸很沉。她的手放在小肚子上。
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块木头，摸了一遍，又摸了一遍。
然后他闭上眼睛，睡着了。
又过了一天。吴海生从码头回来，没有去小卖部，直接上了楼。阿薇在屋里叠衣服。
他坐在她旁边。
“阿薇。”
“嗯。”
“孩子生下来。”
阿薇的手停了。她转过头看他。
“你说什么？”
“生下来。”他说，“我去想办法。”
“你想什么办法？你连血都——”
她突然停了。她看着他，他的眼睛底下有青色的印子，嘴唇干裂了，脸上有灰。
“你去卖血了？”她问。
“没卖掉。”他说，“不给卖。”
阿薇把衣服放在床上，两只手攥着床单，攥得很紧。
“你疯了。”她说。
“没有。”他说，“我就是想知道，我还能拿什么换钱。”
“你拿什么？”
吴海生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空着手，手指张开，看着自己的手心。手心上有茧子，有旧伤疤，有被船绳勒出的印子。
“这个。”他说，“手。我还有一双手。”
阿薇的眼泪掉下来了。她没有擦。
“你拿手去干什么？搬砖你搬不动，杀鱼你手抖。你这双手有什么用？”
吴海生把手翻过来，看着手背。手背上有青筋，有晒出来的老年斑。
“有用。”他说，“就算没用，我也要想办法。”
他站起来，走到窗台前。壁虎趴在那里，头朝着他。
“颠狼。”他说，“我要是能像你一样，尾巴断了还能长，就好了。”
壁虎没动。
他转过身，看着阿薇。
“孩子生下来。不管是谁的。生下来。”
阿薇坐在床上，仰着头看他。她的眼泪还在流，但她的嘴抿着，没有哭出声。
“你养不活的。”她说。
“养不养得活，养了再说。”
他走过去，伸出手。阿薇拉住他的手。两只手都是凉的，都有伤。
“你保证？”阿薇问。
“我不保证。”他说，“我保证不了。”
“那你凭什么？”
吴海生蹲下来，蹲在她面前，看着她的眼睛。
“凭我还没死。”他说。
阿薇没有说话。她把手从他手里抽出来，放在自己的小肚子上。
壁虎在窗台上叫了一声。声音很小，像小孩打了个嗝。
那天晚上，吴海生把手伸过去，放在阿薇的腰上。她的身体是热的。
“阿薇。”
“嗯。”
“我不管孩子是谁的。”
阿薇没有动。
“你说了不算。”她说。
吴海生把手收回来。
两个人都没再说话。
第二天早上，吴海生去买包子。他多买了两个，装在塑料袋里，袋子里有水汽。他上楼，把包子放在桌上。
阿薇在阳台浇花。花盆换了新的，土填好了，种子埋下去了。壁虎趴在花盆边沿上。
“种子发芽了吗？”他问。
“还没。”阿薇说，“得等。”
吴海生坐下来，拿起一个包子，咬了一口。白菜馅的。
他嚼着包子，看着阿薇的背影。她的手放在小肚子上，像是在护着什么。
他低下头，继续吃包子。
远处，码头上有人在修船，锤子敲在木头上，咚、咚、咚。
贝壳
一
天没有亮，光线是紫色的。空气有股腥味。四月，海甸岛的一条巷子里，张福来凌晨四点拉开卷帘门。卷帘门是铁的，生了锈，拉上去的时候“哗啦”一声，声音很大，巷子两边的住户习惯了，没人被吵醒。门框上方的招牌写着“福来茶馆”四个字，红漆掉了大半，只剩“茶”字还看得清，“福”字只剩半边，“来”字完全看不见了。他习惯性地看看东边，就想到小时候见过的喇叭花。
他把桌椅搬出来。六张折叠桌，十二把塑料椅子，都是红色的，褪色成了粉红色，有的椅背上裂了缝，坐上去嘎吱响。桌子擦了三遍——昨晚收摊时擦过，早上还要擦，海口的夜潮，桌椅上一层水汽，手指抹过去，一道水印。地砖裂了缝，缝里长着青苔，湿漉漉的，踩上去滑一脚。他在门口放了一块硬纸板，纸板上印着“椰树椰子汁”，字迹模糊了，踩了几个月，软了，烂了，他没换。
炉子是煤气的，两个灶头，一个烧水，一个备着。水壶是铝的，底烧黑了，烧水的时候嗡嗡响，响了半天才开。茶叶是散装的，装在铁罐里，铁罐是饼干罐，盖子上印着一只小熊，小熊的鼻子磨没了，只剩两个眼睛。茶是便宜的，十块钱一斤，泡出来颜色深，味道苦，喝习惯了就不觉得苦了。
王明德准时来了。他七十八岁了，走路的时候左脚拖在地上，鞋底磨偏了，一边高一边低。他穿一件灰色的长袖衬衫，袖口磨得起毛了，领子立不起来，塌在肩膀上。他坐到老位置上——靠墙那张桌子，左边是墙，右边空着。墙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海南岛，他看了十年了。
张福来给他倒了一杯茶。茶是刚泡的，烫，杯子外面渗出一圈水珠。王明德用拇指和食指捏住杯沿，吹了一下，抿了一口。
“老张，今天茶淡了。”
“茶没了，用的是昨天的茶叶。”
“怎么不买新的？”
“没钱。”
王明德笑了一下。他笑的时候露出下排的牙，牙是黄的，缺了一颗，黑洞洞的：“你二十年都没钱。”
张福来也笑了。他站在炉子前面，手放在灶台上，灶台上有一层油渍，黑亮亮的，像一层漆。他想起昨天傍晚接到的那个电话。
福建老家的号码。他接起来，那边说，你当年欠的那个人的债，他死了，债不用还了。
他挂了电话，在炉子前面站了十分钟。水壶在烧水，“嗡嗡”地响，响了很久，水开了，气从壶嘴喷出来，白白的，在灯下像一团雾。他没关火，水烧干了，壶底烧红了，他才反应过来，关了火。壶底黑了，鼓起来一块，手碰上去，烫了一下，他没缩手。他闻到一股味道——铁烧焦了的味道，混着皮肉的味道。他低头看，手指上烫起一个泡，白的，亮的，像一粒米。
他没跟王明德说这件事。他倒了茶叶，泡了一杯茶，自己喝了一口。苦的。
苏小曼来了。她骑电动车从城中村过来，十五分钟。电动车是二手的，车篓子烂了一个洞，她用铁丝补上了，铁丝头翘出来，扎过一次手，她用胶布缠住了。她停好车，从车篓子里拿出围裙，围裙是蓝色的，上面印着“福来茶馆”四个字，是她自己找打印店印的，花了十五块。她换上围裙，开始擦桌子。
她三十二岁，湖南人，来海南六年了。她的手上有茧子，不是干活磨的，是以前被人踩的——她前夫踩的。她右手无名指伸不直，断了，接上了，但伸不直，像一根弯了的树枝。她从来不戴戒指，也没人问过她为什么。
门口传来“哗啦哗啦”的声音。阿发来了。他四十多岁，瘦，脸上的颧骨凸出来，腮帮子凹下去，像一把铲子。
他蹲在门口，从口袋里掏出贝壳，一枚一枚排在地上。贝壳是他在街上捡的，大的、小的，白的、黄的，有洞的、完整的。他掏贝壳的时候，带出来一团发霉的纸巾、一根生锈的铁丝、一颗烂了一半的槟榔。这些杂物粘在一起，他用手指分开，分不开，放在地上，用脚踩了一下，踩开了。贝壳上沾着槟榔渣，他用手指抠掉，抠不干净，留了一点红的，像血。
他排得很慢，很认真，每放一枚，退后一点，看一看，调整一下，再放下一枚。大的放一起，小的放一起，有洞的放一起，完整的放一起。他每天花几个小时做这件事，如果被风吹乱了，他会重新排。
张福来从窗口探出头来。“阿发，进来喝茶。”
阿发摇头。他从来不进茶馆。他在这条街上蹲了十年了，从来没进去过。张福来每天叫他，他每天摇头。
苏小曼看了阿发一眼。她手里的抹布在滴水，滴在地上，一滴，两滴。她看着那些贝壳——大的、小的，有洞的、完整的——排成四排，整整齐齐。风吹过来，最小的那排晃了一下，没倒。
“老张，你说他为什么只排贝壳？”
“不知道。”
“你不好奇？”
“不好奇。”张福来把水壶放回炉子上，火打开，火苗蹿上来，蓝的，舔着壶底。
“每个人都有不想说的事。”
苏小曼不说话了。她知道张福来说的不是阿发。她擦桌子的手慢了一下，抹布在桌上停了三秒钟，又继续擦。桌上有一道烫痕，圆形的，是杯子底留下的，很久了，颜色比桌面深，像一只闭着的眼睛。
王明德端起茶杯，又抿了一口。“老张，你这茶越泡越差了。”
“你说了二十年了。”
“说了二十年你也不改。”
“改不了。茶不好，人也不好。”
王明德看了他一眼：“你哪里不好？”
张福来想了想。“哪里都不好。”
王明德没接话。他低下头，看着杯子里的茶叶。茶叶沉在杯底，一片一片的，有的展开了，有的还是卷着的。他看了很久，像在看什么东西。
街上，现在是熙熙攘攘的人流。
时间很快，下午三点，太阳正晒。巷子里没人，只有一只猫蹲在墙根，舔爪子。猫是白的，脏了，灰扑扑的，尾巴断了一截，剩半条，竖着，像一根筷子。
拆迁办的人来了。两个年轻人，穿着白衬衫，裤腿卷了一道，皮鞋上沾着灰。一个戴眼镜，一个不戴。戴眼镜的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蓝色的，角上夹着一支笔。
“张老板，这片要拆了，三个月后进场。”
张福来正在擦桌子。他停了一下，继续擦。抹布在桌面上画了一个圈，又画了一个圈。
“赔偿方案在文件夹里，您看一下。”
张福来没看。他把抹布搭在肩膀上，转过身，看着他们：“你们喝茶吗？”
两个年轻人愣了一下。
“坐下喝一杯。不要钱。”
他们坐下了。张福来给他们倒了两杯茶。茶是刚泡的，颜色深，像酱油。戴眼镜的端起来，吹了一下，抿了一口。他皱了一下眉头——太苦了。他把杯子放下，杯底磕在桌上，“当”的一声。不戴眼镜的也喝了一口，没皱眉，但杯子放下了，没再端起来。他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阿发排的贝壳，说：“这人干什么的？”张福来说：“排贝壳的。”他“哦”了一声，走了。
“这茶不好喝。”戴眼镜的说。
“是不好喝。”张福来说，“但喝习惯了，就好了。”
两个年轻人走了。戴眼镜的把文件夹放在桌上，蓝色的，角上夹着一支笔。张福来把它塞进抽屉里，没打开。抽屉里有很多东西——旧账本、发黄的发票、一根断了的鞋带、一个打火机、半包受潮的烟。
他把文件夹塞在最下面，关上了抽屉。
二
苏小曼走过来。“老张，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拆迁。”
“拆就拆呗。”
“那茶馆呢？”
张福来没回答。他站在炉子前面，看着水壶冒出来的热气。热气白白的，在灯下像一团雾，升上去，散了。他想起昨天傍晚站在炉子前面的十分钟。水烧干了，壶底烧红了，烫了他的手。
“老张，你欠的债不是还清了吗？”苏小曼突然说。
张福来转过身。他的动作很快，肩膀撞了一下灶台，灶台上的铁罐晃了一下，没倒。
“你怎么知道？”
“我听到了。昨天你在炉子前面站了十分钟，我听到了。”
张福来沉默了一会儿。他的手放在灶台上，手指在灶台上敲了两下，很轻，没有声音。
“那你应该也听到了，我还欠一个人。”
“谁？”
“我女儿。”
苏小曼没说话。她手里的抹布在滴水，滴在地上，一滴，两滴，三滴。
“她三岁的时候我走了。二十年了，我没回去过。不是不想回去，是不敢回去。”
他转过身，背对着她。他的背很宽，但驼了，肩膀塌下来，衬衫领子立不起来，塌在脖子上。他的后脑勺上有几根白头发，竖着，像冬天枯了的草。
“欠钱可以还。欠人，怎么还？”
门口，阿发突然站起来。他排好的贝壳被风吹乱了——大贝壳和小贝壳混在一起，有洞的和完整的也混了。风吹过来，巷子里的风是硬的，带着灰，吹在贝壳上，“沙沙”地响。他蹲下来，一枚一枚地捡，重新排。他的手指很细，很长，指甲剪得很短，手指上有口子，是贝壳割的，一道一道的，有的结了痂，有的是新的。
张福来看着阿发。“他每天排，每天被风吹乱，每天重新排。二十年了。”
“你觉得他是傻子吗？”苏小曼问。
“不是。”张福来说，“他比我聪明。”
苏小曼看着他的背影。她手里的抹布不滴水了，她把它搭在桌角上。桌角是圆的，抹布挂不住，滑下来，掉在地上。她弯腰捡起来，动作很慢。
“老张，你为什么不问我？”
“问你什么？”
“问我为什么来海南，为什么不回湖南。”
张福来转过身，看着她。她的眼睛很亮，但没有眼泪。她的嘴唇抿着，抿得很紧，上嘴唇薄，下嘴唇厚，抿在一起的时候上嘴唇看不见了。
“因为你想说的时候会说。不想说的时候，问了也没用。”
苏小曼看着他：“你是怕麻烦吧？”
张福来笑了。他笑的时候露出下排的牙，牙是黄的，有一颗补过，补的材质颜色不一样，比旁边的牙白一点，像一颗假牙镶在真牙中间。
“也许吧。”
苏小曼没再说话。她拿起抹布，走到另一张桌子前面，开始擦。那张桌子上有一道烫痕，圆形的，和第一张桌子上的那道一样。她擦得很用力，抹布在烫痕上画圈，画了一圈又一圈。烫痕擦不掉。它在那里很久了，比她还久。
她擦完桌子，走到门口，蹲下来，看阿发排贝壳。
他排好了，大的、小的，有洞的、完整的，四排，整整齐齐。她捡起一枚掉在台阶下面的，白色的，上面有一个洞，洞的边缘是光滑的。她放在手心里，看了很久。
“阿发，这个给你。”
阿发接过去，放在有洞的那一排。他看了她一眼，嘴角动了一下，没声音。
苏小曼站起来，把贝壳装进口袋里——不是还给阿发的那枚，是另一枚，她偷偷留下的。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留下。
她的手指在口袋里摸那枚贝壳，摸了一遍又一遍。
三
王明德每天茶馆一开就来，喝到打烊。他坐在老位置上，左边是墙，右边空着。他喝茶很慢，一杯茶喝半个小时，凉了，让张福来续热水，续了再喝。一天下来，他要续七八次。
没人知道他家在哪里，也没人知道他在等什么。他就是在那里坐着，有时候看着杯子里的茶叶，有时候看着门口的阿发排贝壳，有时候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像睡着了。
有一天下午，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巷子口。车门开了，下来一个年轻人，穿着西装，皮鞋擦得很亮，头发梳得很整齐，往后倒，用发胶固定了。他站在巷子口，往里看了一眼，皱了皱眉。他走进来，皮鞋踩在地砖上，“咔咔”地响。
他站在茶馆门口，没进来。
王明德端着茶杯，抬头看了他一眼。他的手没抖。
“爸，我来接你。”
王明德没说话。他把茶杯端起来，喝了一口。茶是烫的，他抿了一下，咽了。
“去哪？”
“养老院。我在深圳，没法照顾你。”
王明德又喝了一口。他的嘴唇在杯沿上停了一下，杯沿有一个缺口，缺口是锯齿形的。
“茶还没喝完。”
儿子站在门口，没动：“别喝了。”
王明德把杯子放下。
杯子里的茶还是满的，烫的，热气从杯口冒出来，细细的，白的。他站起来，手撑着桌子，撑了一下，站稳了。他走了，没回头。左脚拖在地上，“嚓嚓嚓”，走远了，消失在巷子口。
门口，阿发抬起头，看了王明德的背影一眼。他手里拿着一枚贝壳，白色的，完整的。他看了大概三秒钟，低下头，继续排。
张福来站在炉子前面，看着王明德的座位。桌上的杯子还在，茶还是满的，茶叶浮在水面上，一片一片的。
他走过去，想把杯子收了。手伸出去，又缩回来了。
苏小曼走过来：“老张，收吗？”
“放着吧。”
那杯茶放了一整天。凉了，茶叶沉下去了，沉在杯底。水面上浮着一层灰，是巷子里的灰飘进去的。杯子旁边有一个碟子，碟子里有两颗冰糖，是王明德放的，他没吃，放在那里很久了，冰糖表面潮了，化了一点，粘在碟子上。
晚上收摊的时候，苏小曼把那杯茶倒了。茶叶倒进垃圾桶里，湿的，粘在桶底。她把杯子放进水槽里，打开水龙头冲了一下。杯底有一圈茶渍，褐色的，她用抹布擦了一下，擦不掉。又擦了一下，还是擦不掉。
她把杯子放在沥水架上，那圈茶渍留在杯底，像一只闭着的眼睛。
她站在水槽前面，手在滴水。她从口袋里掏出那枚贝壳——她偷偷留下的那枚——放在手心里，和杯底的茶渍比了比。茶渍是圆的，贝壳也是圆的。茶渍是褐色的，贝壳是白色的。她把贝壳放回口袋，关了灯。
四
拆迁的通知发下来以后，来茶馆的人反而多了。不是新客人，是那些老客——在附近做小生意的、打零工的、退休的。他们坐在一起，喝茶，说话。说的都是拆迁的事——赔偿多少钱、搬到哪儿去、以后怎么办。
张福来站在炉子前面，给他们续水。他不说话，只是续水。水壶提起来，倒下去，提起来，倒下去。他的手腕很稳，二十年了，倒了多少杯茶，数不清，没洒过。
有一天傍晚，客人走了，茶馆空了。张福来在擦桌子，苏小曼在洗碗。炉子上的水壶“嗡嗡”地响，水开了。
桌上的手机响了。是张福来的手机，老款的诺基亚，屏幕裂了一道缝，数字显示不全。他擦了擦手，拿起来，看了一眼号码——福建的，但不是上次那个号码。
他接了。
“喂。”
那边没有说话。他听到了呼吸声，很轻，像风从门缝里吹进来。
“喂？”
“是我。”
一个女人的声音。他听出来了。二十年了，他听出来了。他站在桌子前面，手开始抖。手机在手里抖，屏幕上的数字在晃。
“我知道你在海南。”她说，“你别回来。我不想见你。”
张福来的嘴张开了，没有声音。
他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我就想看看你。”他说。声音很小，不像是自己的声音。
那边沉默了很久。他听到呼吸声，还是那么轻。
“看什么？二十年了，你还知道有个女儿？”
电话挂了。
张福来站在桌子前面，手机还贴在耳朵上。没有声音。他才放下来。他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朝下，扣着。
他走到炉子前面。水壶在响，“嗡嗡嗡”，响了很久了。他没关火。壶嘴冒着热气，白白的，很粗。壶底的水烧干了，壶开始变色，从银白变成黄，从黄变成红。他没关火。他的手放在灶台上，手指在灶台上敲了一下，又敲了一下。
苏小曼从水槽那边走过来：“老张，水干了。”
他没动。
她伸手关了火。壶底红了，烧得通红，像一块铁在炉子里烧。她看了一眼张福来，他的脸上没有表情，眼睛看着水壶，但什么都没看。
门口，阿发还在排贝壳。
他排了四排，大的、小的，有洞的、完整的。风吹过来，最小的那排晃了一下，倒了几枚。他蹲下来，重新排。他的手指在贝壳上按了一下，又按了一下。贝壳上沾着槟榔渣，红的，像血，粘在他手指上，他用裤腿擦了。
“老张。”苏小曼说。
他没回答。
“老张。”
他转过身，走了。走到茶馆门口，站在那里，点了一根烟。烟是五块钱的椰树牌的，他叼在嘴角，烟熏得他眯起一只眼。
他的手还在抖，烟灰掉在地上，掉在他的鞋上，他没弹。
苏小曼站在炉子旁边，看着他的背影。她不知道电话里说了什么。她没问。她从来不问。她从口袋里掏出那枚贝壳，在手心里攥着，攥得很紧，贝壳的边缘硌她的手心，疼。
五
最后一天，张福来凌晨四点开门。他拉开卷帘门，“哗啦”一声，和平时一样。他把桌椅搬出来，六张折叠桌，十二把塑料椅子，摆好。他擦了三遍桌子，每一遍都很慢，抹布在桌面上画圈，画了一圈又一圈。他瞥了瞥天。
天空是紫色的。
他烧了水，泡了茶。铁罐里的茶叶不多了，他把最后一点都倒进壶里，比平时多放了一半。水倒进去，茶叶浮起来，一片一片的，在水面上转。
王明德的座位上，他多放了一杯茶。杯子是白瓷的，杯口有一个缺口，缺口是锯齿形的。茶泡好了，烫的，杯口冒着热气。
客人陆续来了。他们都知道王明德走了。没人说话。他们坐在老位置上，端起茶杯，喝茶。茶比平时苦，没人说苦。他们喝得很慢，一杯茶喝很久。
阿发来了。他没有排贝壳。
他站在门口，看着茶馆，看了很久。他的手插在口袋里，口袋鼓鼓囊囊的，里面装着贝壳。他站了大概五分钟，然后走进来了。
这是他十年来第一次走进茶馆。
他的脚踩在地砖上，地砖裂了缝，缝里长着青苔，他踩上去的时候滑了一下，身体晃了晃，稳住了。
他走到王明德的位置上，坐下来。椅子是塑料的，粉红色的，他坐上去，“嘎吱”一声。
他端起那杯茶，喝了一口。茶很苦。他没有皱眉。他把杯子放下，杯底磕在桌上，“当”的一声。他看着杯子里的茶叶，看了很久。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贝壳，放在桌上。一枚，两枚，三枚……他掏了很多枚，大的、小的，有洞的、完整的，混在一起，堆成一堆。
他开始排。
不是在地上，是在桌上。不是分类，是排一艘船。大的做船底，小的做船舷，有洞的做窗户。他排得很慢，很认真，每放一枚，退后一点，看一看，调整一下，再放下一枚。客人们看着他，没人说话。茶凉了，没人续水。
他排了半个小时。
排完之后，他站在“船”前面，看了很久。船底是平的，船舷是弧形的，窗户是圆的，像一只眼睛。贝壳上沾着槟榔渣，红的，像血，嵌在船底，像锈。
他的嘴唇在动，没有声音。
然后他伸出手，把“船”推倒了。
贝壳散了一桌，滚到地上，滚到桌子下面、椅子下面、墙角下面。大的和小的混在一起，有洞的和完整的也混了。
苏小曼跑过去：“阿发，你干什么？！”
阿发蹲在地上，双手抱头，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他的肩膀在抖，抖得很厉害，像冬天没穿够衣服的人。
苏小曼蹲下来，把手放在他肩膀上。他的手很凉，骨头很硬，肩膀上的骨头凸出来，硌手。他没有躲。
他抬起头，看着她。他的眼睛很亮，亮得像两颗被水洗过的石子。
“海。”他说了一个字。
然后他站起来，走了。走得很快，没有回头。他的左脚拖在地上，鞋底磨偏了，一边高一边低，走远了，看不见了。
苏小曼蹲在地上，看着散了一桌的贝壳。她捡起一枚，白色的，上面有一个洞，洞的边缘是光滑的。她把它装进口袋里——和之前那枚放在一起，两枚贝壳在口袋里碰在一起，“咔”的一声。
六
晚上十点，最后一个客人走了。
张福来关掉炉子。炉子灭了，灶台上还热着，热气往上冒，在灯下看得见。他开始收拾桌椅。
他把桌子擦了三遍，椅子叠好，地扫干净。地上有烟头、瓜子壳、茶叶渣，还有散落的贝壳。他把烟头、瓜子壳、茶叶渣扫进簸箕里，倒进垃圾桶。贝壳他没扫。
他蹲下来，一枚一枚捡起来，放在桌上。大的放一起，小的放一起，有洞的放一起，完整的放一起。他排了四排，整整齐齐，和阿发平时排的一样。
他站在茶馆中间，看着空了的桌椅。六张折叠桌，十二把塑料椅子，摆得整整齐齐。桌面上有烫痕，一道一道的，圆形的，是杯子底留下的。他数了一下，大概有三十多道。有的很旧了，颜色和桌面一样深，有的还看得见痕迹。桌上还有贝壳，四排，整整齐齐。
他走到炉子前面，拿起那个铁罐——装茶叶的，盖子上印着小熊，小熊的鼻子磨没了，只剩两个眼睛。铁罐很轻，他晃了晃，里面还有一点茶叶，沙沙响。他把盖子打开，茶叶倒了一点在手心里。茶叶是碎的，黑的，卷着的，有的已经发霉了，上面有白毛。
他放进嘴里，嚼了起来。
茶叶是苦的，涩的，发霉的味道是酸的，像馊了的饭。他嚼了很久，茶叶渣粘在牙上，他用舌头舔了一下，舔不掉。他咽了。喉咙里热热的，苦味从喉咙升上来，升到鼻腔里，他吸了一下鼻子。
“二十年了，还是苦的。”他说。
苏小曼站在门口，看着他。她没说话。
他把铁罐扔进垃圾桶。铁罐在桶里弹了一下，“当”的一声，很响，在空了的茶馆里回荡了一下，没了。
他走到门口，把卷帘门拉下来。卷帘门“哗啦”一声，拉到底的时候“咔”的一下，锁住了。他站在门口，点了一根烟。烟是五块钱的椰树牌的，他叼在嘴角，烟熏得他眯起一只眼。
苏小曼站在他旁边。
她的手插在口袋里，口袋里有两枚贝壳。她的手指在口袋里摸它们，一枚有洞的，一枚完整的，摸了一遍又一遍。
“老张，明天真的不开了？”
“不开了。”
“你去哪？”
“回福建。”
“你不是说，不敢回去吗？”
张福来想了想。他站在门口，看着巷子。巷子很暗，只有路灯在尽头亮着，昏黄黄的。灯罩上落满了飞虫，有的死了，粘在灯罩上，翅膀还张开着。
“她打电话来了。她说不想见我。”
苏小曼看着他。他的脸在路灯下是黄的，皱纹很深，嘴角往下撇着。
“那你还要回去？”
“回去。”他说，“她不想见我，我就住在旁边。她骂我，我听着。她不骂我，我也在。”
他把烟头扔进垃圾桶，烟头落进去，在桶底弹了一下，灭了。
“小曼，你呢？”
“不知道。可能换个地方打工。”
“不回湖南？”
“不回。”
“怎么了？”
苏小曼沉默了一会儿。
她的手指在口袋里摸那两枚贝壳，一枚有洞的，一枚完整的。有洞的那枚边缘光滑，完整的那枚壳面上有纹路。
“我前夫，就在海甸岛。我不想再见到他。”
张福来没问原因。他从来不问。
“老张，你为什么从来不问我的事？”
“你想说的时候，会说。不想说的时候，也不用问。”
苏小曼看着他：“你就是怕麻烦吧？”
张福来笑了。他把卷帘门的锁按了一下，锁弹进去了，“咔”的一声。
他转过身，走了。他走得很慢，脚在地上拖，布鞋的鞋头磨破了，露出脚趾头。
他的背驼了，头往前伸，像一只在找食的老母鸡。他走到巷子口，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茶馆的卷帘门拉下来了，银白色的，在路灯下反着光。招牌上的“福来茶馆”四个字，红漆掉了大半，“福”字只剩半边，“来”字完全看不见了，只有一个“茶”字还看得清。
苏小曼站在茶馆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
她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那两枚贝壳——一枚有洞的，一枚完整的。她把有洞的那枚放在地砖的裂缝旁边，裂缝里长着青苔，青苔是绿的，湿的。她把完整的那枚放在旁边，两枚挨着，一枚有洞，一枚没有。
她站起来，骑上电动车，走了。
七
一个月后，苏小曼骑着电动车经过海甸岛的一个工地。围挡上印着“海滨豪庭”的广告，广告上有一片蓝蓝的海。围挡前面站着一个男人，穿着蓝色的工装，戴着安全帽，背对着她。她看了一眼，电动车没停，骑过去了。她不确定是不是他。她也没想确认。
她又骑了一段路，到了茶馆旧址。
茶馆已经被拆了，变成一片空地。围挡换了新的，上面还是“海滨豪庭”的广告。
她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
空地上什么都没有——没有桌椅，没有地砖，没有卷帘门。只有碎砖和泥土。碎砖是红的，泥土是黄的，混在一起，上面长着草，草是绿的，从碎砖缝里钻出来，嫩嫩的。
她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枚贝壳。不是之前那两枚，是另一枚——她后来又回去捡的，阿发推倒“船”那天散在地上的，她捡了好几枚，放在出租屋的窗台上。这枚是白色的，没有洞，完整的，壳面上有纹路，一圈一圈的，像树的年轮。
她把贝壳放在空地上。地上有碎砖，她找了块平的地方，把贝壳放上去。贝壳是白的，碎砖是红的，泥土是黄的，放在一起，很显眼。
她站起来，走了。
她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那枚贝壳在空地上，很小，不仔细看根本看不见。风吹过来，空地上的灰扬起来，灰落在贝壳上，盖了一层。贝壳的白颜色变灰了，和碎砖、泥土混在一起，看不清了。
她想起张福来说的话：“她不想见我，我就住在旁边。”自己对他说：“我也不想回去。”其实想回去。想到阿发说“海”，好像海很远，其实就在旁边。她不知道张福来有没有回福建，有没有见到他女儿，有没有被骂一顿。她不知道阿发去了哪里，还在不在排贝壳。
她骑上电动车，走了。电动车是二手的，车篓子烂了一个洞，她用铁丝补上了，铁丝头翘出来，她用胶布缠住了。她骑得很慢，经过海甸溪的时候，溪水是灰蓝色的，上面漂着塑料袋和泡沫饭盒。岸堤上的路灯杆还是光秃秃的，没有灯泡。远处工地的吊车在转，打桩机在响，咚、咚、咚。
她骑到城中村，骑到巷子口，骑到她住的地方。
巷子窄，两边的楼挨得很近，抬头看见的是一线天。她把电动车停在楼下，锁了，上楼。楼梯间的灯坏了一半，她摸着墙走，墙上的灰蹭在手上，白白的。
她推开门，屋里很黑。她没开灯，洗了澡，躺在床上。床是铁架的，床垫是房东留下的，中间塌了一块。她侧着身子，从枕头下面摸出一枚贝壳——不是放在空地上的那枚，是另一枚，她留着的。
她把它放在手心里，摸了一遍又一遍。壳面光滑，凉凉的，像一块石头。
她闭上眼睛。她想起茶馆里的桌子，桌面上的烫痕，圆形的，一道一道的。她想起王明德桌上的冰糖，化了，粘在碟子上。阿发排的船，大的做船底，小的做船舷，有洞的做窗户，贝壳上沾着槟榔渣，红的，像血。张福来站在炉子前面，水壶提起来，倒下去，提起来，倒下去。他嚼茶叶，嚼了很久，咽了。她不知道他说了什么。但她记得那个动作——把茶叶倒进嘴里，嚼，皱眉，咽，像在嚼一块咽不下去的东西。
她把那枚贝壳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贝壳的边缘硌她的手心，疼。她没松手。
她翻了个身，睡着了。她梦见张福来站在茶馆的废墟前面。废墟不再是废墟，地上铺了新地砖，灰色的，整整齐齐。墙砌了一半，红砖的，水泥还没干，湿的，亮闪闪的。张福来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白衬衫，袖子卷到胳膊肘，手里拿着一卷图纸。他的头发剪短了，白的少了，黑的多了，像年轻了十岁。
“小曼，”他说，“这里要建一家新茶楼。比原来大两倍，二楼有包间，一楼摆十二张桌子。外面还要搭一个棚子，夏天遮阳，冬天挡风。”
他蹲下来，用石头在地上画。画了一个方框，方框里画了几个小圆圈，是桌子。
“你帮我招人。服务员要四个，洗碗的两个，厨子一个。月工资三千块以上，包吃住。住的地方在后面的巷子里，我租了一套房子，三室一厅，空调、热水都有。”
苏小曼站在他旁边，看着他画。石头在地上划，白白的，一道一道的。他画完了，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他看着她，笑了。笑的时候露出下排的牙，牙是黄的，有一颗补过，补的材质颜色不一样，比旁边的牙白一点。
“小曼，你回来帮我。工资给你开四千块。”
苏小曼想说话，但说不出来。她的嘴张着，没有声音。张福来转过身，走进废墟里。墙还没砌完，砖缝里漏进来光，一道一道的，照在他身上。他走到废墟中间，站在那里，回过头看她。光打在他脸上，一半亮一半暗。
“别忘了，月工资三千块以上，包吃住。”他说，“我说话算数。”
然后他转过身，走了。走得很慢，脚在地上拖，布鞋的鞋头磨破了，露出脚趾头。他走到废墟的尽头，拐弯，消失了。
苏小曼醒过来。天亮了。窗外的路灯灭了，天是灰蓝色的，有几朵云，很白，很慢地移动。她的枕头湿了一块，是汗，不是眼泪。她伸手摸了一下，凉的。她坐起来，在床上坐了一会儿。她的手指在床单上划，划出一道一道的印子。
她耳边响着梦里的话：“月工资三千块以上，包吃住。”她记得很清楚，每一个字都记得。她甚至记得张福来说“三千”的时候，舌头在嘴里动了一下，像在嚼一个数字。
八
她下了床，洗了脸，换了衣服。她没有骑电动车，走路去的。巷子里的早餐店开门了，蒸笼冒着白气，气里有包子的味道，肉包，混着面粉的甜味。她没买，直接走过去了。走到茶馆旧址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照在空地上。空地上什么都没有——没有桌椅，没有地砖，没有卷帘门。只有碎砖和泥土。碎砖是红的，泥土是黄的，混在一起，上面长着草，草是绿的，从碎砖缝里钻出来，嫩嫩的，叶子上有露水，亮晶晶的。
她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空气里有腥味，发甜发酸。她蹲下来，看着地上。她放贝壳的那块地方，贝壳还在吗？她找了找，没找到。她用手扒了一下碎砖，扒开一块，又扒开一块。碎砖下面有蚂蚁，被惊动了，到处爬。她没找到那枚贝壳。也许被风吹走了，也许被工人扫走了，也许被人捡走了。
她蹲在那里，手指上沾着泥，指甲缝里嵌着黑的污垢。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她想起梦里的张福来，想起他说话的神态。废墟还是废墟。没有新地砖，没有红砖墙，没有十二张桌子，没有包间。什么都没有。
她站在那里，看着空地。风吹过来，带着咸腥味和工地的灰尘。她的头发被吹起来，贴在脸上，她用手拨开。她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走还是该留。她的手指在口袋里摸，摸到了那枚贝壳——她留着的，一直放在口袋里的那枚，白色的，没有洞，完整的。她把贝壳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
她正准备走，巷子口有人来了。两个人，一大一小。大的是阿发，走得很慢，左脚拖在地上，鞋底磨偏了，一边高一边低。他穿着那件灰色的短袖，领口松了，露出锁骨。他的手里拿着一样东西，亮闪闪的，在太阳底下反光。小的是一个女子，十七八岁出头，扎着马尾，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牛仔裤，帆布鞋。她的脸很瘦，颧骨高，眼睛大，嘴唇薄。她的手插在口袋里，一副高中生的模样。
阿发走到空地前面，停下来。他看见苏小曼，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嘴角往上翘了翘，像要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抬起手，指了指旁边的女子。她站在那里，看着苏小曼。眼睛很亮，嘴唇抿着，抿得很紧，上嘴唇又看不见了。
阿发走到空地前面，停下来，静静看着旁边的小姑娘。小姑娘站在那里，看着苏小曼。她的眼睛很亮。
“你是苏小曼？”她问。
“嗯。”
“我找张福来。”
“他回福建了。”
“没有。”
小姑娘沉默了一会儿。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枚贝壳，白色的，上面有一个洞。她把贝壳放在手心里，看了一眼，又放回口袋。
“他说回去见你。”
“他骗人。”她抬起头，突然说，“他只会跑，对谁都不说实话。”
大家沉默了，没人说话。
“我不是他女儿。”小姑娘说，声音很低。
苏小曼愣住了。
“你怎么知道？”
“猜的。”
“这个不能猜。”
“我早问过我妈。”小姑娘又把贝壳拿出来，那个洞旁边有个三角形的裂纹。
“她说，应该是。”
小姑娘笑了，露出细牙齿，白净，太阳下闪着光：“找个人叫爸，都找不到。”
苏小曼心里动了一下。
“谢谢。”小姑娘说。然后她转过身，走了。阿发跟在她后面，走得很慢，左脚拖在地上。
苏小曼站在空地上，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巷口。
几天后，苏小曼在码头遇到了阿发。他蹲在码头上，面前没有贝壳，只是蹲着，看着海。苏小曼走过去，蹲在他旁边。
“阿发，那天那个姑娘，她叫什么？”
阿发想了想，用手指在膝盖上画了两个字。苏小曼看了半天，认出来，“小雨”。
“她走了？”
阿发点了点头。
“她说什么了没有？”
阿发摇了摇头。过了一会儿，他又点了点头。他伸出手，比画了一个动作——从口袋里掏出东西，放在地上，然后他指了指废墟的方向。
苏小曼愣了一下：“她在废墟上放了东西？”
阿发点了点头。
苏小曼没有问放了什么。她知道，是一枚贝壳。
苏小曼后来收到一张明信片，是从福建寄来的，上面没有署名，只有两个字——谢谢。字写得很慢，一笔一画的，像小学生写的。邮戳上的地名模糊了，看不清是哪个镇。苏小曼把明信片翻过来，背面是一棵树的照片，不知道是什么树。她把明信片放在窗台上，压在贝壳下面。
她没有回信。没有寄信人的地址。她甚至不确定是不是张小雨寄的。但她觉得是。
苏小曼最后一次见到阿发，是在码头。那天傍晚，她骑着电动车经过，看见阿发蹲在码头的台阶上，面前没有贝壳。他只是蹲着，看着海。海是灰蓝色的，上面漂着塑料袋和泡沫饭盒。远处的吊车在转，打桩机在响。
她停下车，走到他旁边，蹲下来。
“阿发，你在看什么？”
他没回答。他的嘴唇在动，没有声音。
她也看了一会儿海。海面上什么都没有。但她没有问。两个人蹲了很久。然后她站起来，走了。走了几步，她回头看了一眼。阿发还蹲在那里，背很驼，肩膀塌着，像一个被海水冲上岸的贝壳，空的，但还在。
封面图源自电影《情书》
作者简介
赵伯涛，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好汉一条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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