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凌晨三点，贵州遵义，三十七岁的张荫麟咽下最后一口气。
床边没有《中国史纲》的后半部。
这本书写到东汉初年，停住了。一个曾被梁启超称作“张君之才，殆由天授”的青年史家，也停住了。
可他留下的最后几年，不只是病榻和书稿。还有一段被战乱、家庭和感情撕开的日子。
他没有等来完整的一生。
一九二三年，清华园里，十八岁的张荫麟把一篇文章寄给《学衡》。
题目很硬：《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
他质疑的不是普通人，是梁启超。
教室里，梁启超拿出那封信，问了一句：“张荫麟是哪一位？”一个年轻学生站起来。那一刻，清华园里多了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后来和钱钟书、吴晗、夏鼐等人放在一起，被人称作清华才子。
他太早露锋芒。
张荫麟不是只会做旧学考据的少年。他读英文，读西方史学，也读中国古书。清华几年，他在《学衡》《燕京学报》《东方杂志》《大公报》等处不断发文章。
书房里最显眼的东西，还是书。
朋友去看他，桌上、椅上、地板上，都能见到书。钱不多，买书的钱总要挤出来。战乱里很多东西可以省，书不能省。
他心里有一件更大的事。
一九二八年，他写《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开头便问：“史学应为科学欤？抑艺术欤？”
他自己答：“兼之。”
这句话，后来像钉子一样钉进《中国史纲》里。
一九三五年，张荫麟受教育部之聘，编写高中历史教材。教材两个字听上去寻常，可他没有把它当成应付差事。
他要写一部学生读得下去、学者也挑不轻的中国通史。
这事太难。
旧式史书重材料，常常压得人喘不过气；普通课本重条目，读完只剩年份和名词。张荫麟偏偏要在两者中间走一条窄路：史实要稳，文字要活。
《中国史纲》后来大部分曾在天津《大公报·史地周刊》陆续刊出。一九四〇年六月，重庆青年书店首次汇集出版。全书止于东汉初，共十一章。
薄薄一本，却不是轻飘飘一本。
他写楚国，不只列国名地名，而写江汉一带怎样养出楚人的想象；他写秦始皇，不从冰冷年表起笔，而把人物和时代一起推到读者眼前。
这本中学教材，很快越过了中学课堂。
它成了史学读物。
可写书的人，生活却开始乱了。
张荫麟早年曾给伦慧珠做家庭教师。两人相识多年，一九三五年四月在北平举行婚礼。婚后有子女，日子本该慢慢安稳下来。
抗战一来，安稳碎了。
学校迁徙，亲人分离，张荫麟在清华、西南联大、浙江大学之间辗转。书稿、课堂、战时交通、病体，都压在一个人身上。
偏偏这时，容琬走进他的生活。
容琬是容庚之女，才气出众，曾与张荫麟长期通信。张荫麟欣赏她，也被她吸引。到了昆明后，这段情感越缠越深。
纸上的史学可以讲分寸，生活里的感情却常常没有章法。
他把妻子和孩子接到昆明。站台上等来的不只是妻儿，还有岳母和女眷。一个本就不擅长处理家务烦扰的人，突然陷进大家庭的日常摩擦里。
饭菜，钱，脾气，住处。
小事一件件堆起来，最后压垮婚姻。
一九四〇年九月，伦慧珠带着子女回广东。容琬则北上成婚。张荫麟夹在两头，谁也没有真正留住。
他终于成了孤身一人。
这不是才子的风流结局，这是一个人把生活弄坏后的冷清。
同年秋天到次年夏天，张荫麟在西迁遵义的国立浙江大学讲授中国上古史。他把《中国史纲》石印五百册，给学生作参考书。
讲台还在。
身体已经不行了。
他早有心脏方面的旧疾，后来又患肾炎。遵义医疗条件有限，药物也难以奏效。学生李埏听说老师病重，赶到遵义，一边任教，一边照料。
病榻上，张荫麟还在改《中国史纲》。
一九四二年夏秋间，他对初版作了增删，校正笔误刊误，又添入第九至第十一章。一个病人躺在那里，手里还抓着没有完工的历史。
可这些也救不了他。
十月二十四日凌晨三点，遵义的夜色里，张荫麟去世，年仅三十七岁。学生王省吾后来记得出殡那天，风很大，荒山孤坟，一眼望过去都是冷的。
钱钟书听闻噩耗，写诗悼他，开篇便是：“清晨起读报，失声惊子死。”
这八个字，不像文章，像一声失手打碎的杯子。
张荫麟的一生，最让人不平的地方就在这里：他能把几千年历史剪裁得清清楚楚，却没能把自己的日子安顿明白。
《中国史纲》后来不断重印，版本一再增加。许多读者仍从那本止于东汉初年的书里，看见一个史家怎样把科学和文字放在同一张书桌上。
可书桌旁的人，早已不在了。
遵义荒郊，一座孤坟。风从山坡上吹过去，墓里躺着那个还没写完中国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