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滓洞血债最重的两个特务，一个是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另一个就是看守长徐贵林。
1949年11月27日深夜，歌乐山下那场屠杀，机枪扫完，带人进去补枪，然后泼汽油点火，180条人命，他是现场职务最高的执行者。
国民党特务系统里，杀人不稀奇，但像徐贵林这样从白公馆一路杀到渣滓洞、亲自指挥机枪扫射，又亲自点火烧过牢房的，并不多。
徐贵林是河南安阳郭里村人，1919年生，本名徐天德。14岁进军统，给蒋介石当过侍卫，给戴笠当过勤务，在军统重庆技击班受过训练。
他个子大，力气大，枪法也好。渣滓洞的幸存者回忆，徐贵林经常拿着左轮手枪在犯人面前转，六发子弹打出去，全中靶心。大特务徐远举曾评价他：此人其他本事没有，打人杀人是个好手。他在望龙门特务队的时候就号称“四大金刚”之一，掌红吃黑，连国民党的宪兵都怕他们三分。
1946年5月，徐贵林调到白公馆看守所当看守员。两个月后的8月18日，他跟着军统警卫组长程永明，和杨进兴一起，把罗世文、车耀先两位烈士杀害于松林坡戴公祠车房前。这是徐贵林第一次参与秘密处决。罗世文是川康特委书记，车耀先是西川特委军委委员，两个人在军统的关押名单上挂了多年，最后死在了徐贵林这批人手里。
但徐贵林手上最重的一笔血债，不在白公馆，在渣滓洞。
1947年12月，他调任渣滓洞第二看守所看守长。到了渣滓洞，他折磨人的方式跟别的特务不一样。他不爱用竹签、老虎凳，喜欢亲手打，一巴掌一巴掌地打，打到人不动为止。关在渣滓洞的新四军战士龙光章，就是被他活活折磨死的。龙光章当时腹泻数月，身体已经垮了，徐贵林照样下手。
1948年12月15日深夜，龙光章死在狱中。同一时期被徐贵林折磨致死的还有彭汝中、吴学正等人。渣滓洞的难友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猫头鹰”，阴狠，不见光，带着死气。
难友肖中鼎曾经试图策反徐贵林。肖中鼎是越狱脱险的，在狱中跟徐贵林有过接触。徐贵林的回答原话是：“你们少来那一套，共产党的宣传对我不起作用。”后面还有一句更狠的——“就是共产党打到磁器口来了，老子还是照杀不误。”这话说完，难友们就彻底断了策反他的念头。
1949年11月14日，重庆解放前15天，徐贵林亲自出马，四人一批地把江竹筠（江姐）等30位革命志士从监舍提出来。由张界、李磊“验明正身”制作笔录并签名后，押到电台岚垭，由雷天元、龙学渊、漆玉麟和十名刽子手集体杀害。
十三天后的11月27日，是渣滓洞最黑暗的一夜。
当天上午，徐贵林到五灵观一号开完会，回到看守所就开始布置。他让看守员和看守兵谎称要“转换监所”，先把26位革命志士分批交给二处的刽子手秘密处死。
深夜，他指挥看守班长曹登甫等人，把关在楼上的革命人士全部集结到楼下监舍，然后一声哨响，熊祥、王少山等刽子手和警卫连的匪兵一齐开火，机枪对着牢房扫过去。
渣滓洞脱险者后来回忆，牢房里没人求饶，喊的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一阵射击之后，徐贵林又吹了一声哨，带着看守员逐个打开监舍门，和刽子手一起逐一检查，对没打中的、中弹没死的，继续开枪。
参与指挥屠杀的钟铸人，后来交代说："在战场上和敌人打仗，因为怕被敌人打死，开机关枪时越打越起劲；在渣滓洞用机关枪射扫人犯，看到他们手无寸铁，乱窜惨叫，心里实在有些难过。但是上面的命令，只好昧着良心指挥他们扫射，这个玩意真不好干啊！"
执行者喊"不好干"，徐贵林却干得起劲，补完枪，他喊了一句：“各位辛苦了，每位赏银元一块。”然后洗劫了烈士的财物，点火焚烧监舍，带着人一窝蜂离开了渣滓洞。
那一晚最能见他人性的，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流浪儿蒲小路，渣滓洞最小的难友，平时帮大人跑腿传话。扫射过后，他满身是血从死人堆里爬起来，吓得直喊："我是小孩呀！"徐贵林的回话是一声令下："该死的小共匪，给我打！"
枪声再响，小路殉难。
渣滓洞屠杀过后，第二天清晨，渣滓洞看守所上尉所长李磊带着徐贵林和手下到小龙坎，准备跟解放军打巷战。10点左右，他们搭上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杨元森的汽车，经江北、邻水往广安方向跑。跑到广安县回龙乡，徐贵林和李磊、事务员邓凯、看守兵戴仲文把洗劫渣滓洞烈士的财物分了：三只金戒指、五只手表、七支钢笔，然后继续逃窜。
一路逃窜到南部县后，徐贵林这批人被编入胡宗南部七十六军八十师。在三台县柏树乡，这伙人被解放军一举围歼缴械。当时解放军不了解这伙人的底细，按照对待一般俘虏的办法，把他们资遣了。徐贵林穿着普通士兵的军装，没暴露特务身份。他领了几块钱路费，跑了。
1950年元旦，徐贵林只身潜回重庆南岸弹子石惠工村57号，那是他岳父王德功的家。从1月11日开始，他挑起菜担子，走背街串小巷卖起了小菜。他选弹子石，是因为那地方偏，远郊区，他觉得不会有人认出他。
他卖菜的时候帽子压得很低，只管摘菜，不敢抬头。
有菜贩跟他开玩笑，拍他光头，把冰凉的手伸进他衣领里，他都咧嘴笑笑，不冒火。
但他到底是杀人如麻的一个人。有一次在江北嘴码头上，一个小伙子抓了一坨稀泥糊到他光头上。他惊醒过来，眼冒凶光，一拳打在小伙子脸上，打断了两颗门牙。大伙一拥而上把他扭送到派出所，派出所觉得他出手太狠，把他拘留他几天，但是他并没有暴露。
真正让他露出原形的，是另一个场合。
1950年春天，裕华纱厂托儿所所长叶兰英在厂区附近买菜。叶兰英解放前被关押过，对渣滓洞特务的脸不陌生。她看见一个卖菜的，操河南口音，草帽遮着脸，挑担子的样子不像庄稼人。
她走过去问价，“瓢儿白啷个卖？”
菜贩用河南话答：“150元一斤，末牛少。”
叶兰英借看秤的机会靠拢去，看清了那张脸。
她心里一惊，认出来了。
叶兰英没有声张，装作钱没带够，说回去拿钱，让菜贩等着。然后她走进旁边一个姐妹家，叮嘱那家的姐妹暗中跟着菜贩，弄清他住哪里。她自己转身就去打电话，向公安部二处情报科报告：“发现刽子手徐贵林，他曾杀害我们很多同志，住弹子石惠工村57号。”
公安没有立刻抓人，而是先布控，调查。
公安部二处内勤科根据各方情报和从渣滓洞脱险同志的检举，最终确认了这个菜贩子就是徐贵林。1950年3月22日，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正式下达逮捕令。当晚，徐贵林在菜摊前被摁倒在地。公安人员从他身上搜出二十响驳壳枪一支，子弹二十发，军用匕首一把。
被捕后，徐贵林坚持说自己叫徐天德，是菜贩子，并拿假身份证明为自己辩解。
但这个时候，再耍这些花招已经没有用。渣滓洞脱险同志刘德彬向公安机关递交了“关于徐贵林特务的情形”书面材料。蓝又耕、徐树森等八位脱险同志也被请到石板坡监狱监舍，分别进行辨认。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肯定：就是他，渣滓洞那个“猫头鹰”。
审讯记录显示，徐贵林最后对11·27血案供认不讳。
他解释自己为什么留在重庆，原话是：“兵荒中过境太难，菜市最安全。”
1950年5月4日，公安部二处向刘明辉部长和中共重庆市委提交报告，提出对徐天德“拟请批准执行枪决，以慰烈士英魂”。
5月16日，中共重庆市委书记、重庆市军管会副主任张霖之批示：准杀。
5月18日，重庆市警备司令部在解放碑召开千人群众大会，宣布对徐天德执行枪决的命令。徐贵林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执行枪决。
徐贵林被枪决时，31岁，距离他在渣滓洞吹那一声哨，五个半月。
当时，原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还有沈醉，都在白公馆关着，处决徐贵林的这一枪，让他们胆战心惊。
在白公馆负责管教战犯的侦察员孙曙后来回忆，徐贵林被处决的当天下午，预审员照常找徐远举核对审讯笔录，徐远举以为自己大限到了，当晚做了两场噩梦，惊出一身冷汗，呆坐在铺上半天回不过神。
沈醉在回忆录里写得更有画面感：群众到白公馆附近的烈士墓祭扫，雷鸣般的口号声传进院子，吓得他们三个“血债满身的元凶首恶”面色惨白，缩成一团靠在地铺的墙上，徐远举不停地拿袖子去揩他那鹰钩鼻里不自觉流出来的清鼻涕。王陵基、宋希濂几个也背上了等死的心思。
有一天，徐远举拉着沈醉站在走廊上，指着军统从前杀人的那片山沟，说了一句：“你我将来就和过去被我们杀害的人一样，倒在那里罢了！”
说这话时，徐远举大概知道他会遭报应，后来，他暴死在战犯管理所，没有等到特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