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时，军事教官大部分由保定军校毕业生担任。陈诚、钱大钧、顾祝同、张治中，这些后来在国民党军队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当时站在黄埔岛的讲台上，给第一期学生讲授战术、兵器、筑垒。
学生在课堂上记的笔记，用的是保定军校的教材；在操场上练的操典，也是保定毕业生教出来的。保定系看黄埔系不顺眼，根子从一开始就扎下了。
保定军校的入学门槛，是一套三级链条。学生先读陆军小学，再升陆军中学，毕业后到部队当半年入伍生，实打实摸透部队运作，才有资格报考保定军校本部。全程走下来，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每一步都刷掉一大批人。
保定军校1912年正式开办，学制两年，分步、骑、炮、工、辎重五科，课程以战术、兵器、测绘、筑垒为主，同时辅以理化、数学、历史、地理和外语。蒋百里担任校长期间，对学员的仪表要求极严，帽子没戴正、扣子没扣好，必令其止步，亲自替他纠正。
保定军校从1912年到1923年一共办了九期，毕业生6500多人。如果把前期开办的各类军事学堂都算上，培养出的军事人才超过一万一千名，其中后来成为将军的有一千五百多人。
黄埔军校1924年夏天才开学。苏联顾问参与了课程设计，政治教育占了很大比重，战术课程被压缩。原定一年学制，很快压缩到六个月，入伍生训练甚至缩到三十天。前几期甚至不分科目，步兵操典要靠学生自己翻译。
教材基本沿用保定军校的，但学习时间和内容都远不及保定正规。第七期开始实行三年制军官养成教育，逐步走上正轨，但那是1928年之后的事了。
一边是读了五六年才拿到毕业证的科班生，一边是学了半年就上战场的速成生。保定系看黄埔系不顺眼，第一个原因就摆在这里。
黄埔军校创办时，蒋介石手里没有多少军事教育人才可用。除了苏联顾问，他只能从南方各杂牌军队中找保定军校的毕业生来当教官。
1924年2月黄埔开学，陈诚、钱大钧、顾祝同、张治中等保定毕业生担任军事教官。据统计，在黄埔军校前四年，先后有近200位保定生到黄埔任职。在黄埔本校效力的保定毕业生有178人之多。
黄埔军校的教学力量、管理力量基本上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蒋介石一生的政治活动中最主要的依靠力量是黄埔系，但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体系，是保定生撑起来的。
保定系的逻辑很直接：你们的老师是我们的人，你们的教材是我们编的，你们在操场上被我们纠正过动作，有什么资格跟我们平起平坐？
如果说学制和师生关系是面子上的差距，那军中的实际权力格局就是里子上的碾压。
1928年，国民党军队中保定出身的师长有83人，占师长总数的52.9%。黄埔一期出身的师长只有1人，占0.6%。1936年，保定出身的师长仍有77人，占40.8%；黄埔一期出身的师长增加到29人，占15.3%。到1936年军长一级，保定出身的有35人，占62.5%；黄埔一期只有1人，占1.8%。
抗战期间，国民党划分了12个战区。正副战区司令中，保定毕业生先后有29人，黄埔毕业生只有3人，胡宗南、李延年、范汉杰。战区司令长官一级的高级指挥职位，保定出身的将领担任过的有19位，包括陈诚、薛岳、傅作义等人；黄埔系直到抗战中后期，仅有胡宗南一人晋升到战区司令长官。
到1945年，战区司令长官一级，“保定帮”仍然占据绝对优势。到师长一级，黄埔出身者才超出了保定出身者。这种“上层保定、中层黄埔”的格局，让保定系在心理上始终压着黄埔系一头。
保定军校的校训是“不问政治”、“服从命令”。这套理念培养出来的是一种职业军人的气质：懂战术、通条令、会指挥，但不掺和政治。
黄埔军校走的是另一条路。政治课占了很大比重，革命思想教育是核心内容。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之前，这套政治教育确实让黄埔生在东征和北伐中表现出了不一样的战斗意志。但保定系不认这一套。
在他们看来，打仗就是打仗，政治课教不出战术素养。一个不会看地图、不会测算炮兵射击诸元的军官，士气再高也打不了硬仗。
这种分歧在抗战中暴露得很明显。国军黄埔出身的师长、军长，在步炮协同、地图指挥上普遍不如保定系的老将。
薛岳在1939年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用“天炉战法”诱敌深入再合围，依托岳麓山地形打出漂亮一仗，靠的是多年练就的战术功底。而胡宗南1947年奉命北上进剿陕北，行动迟缓，频频回电请示，被内部议论为“站岗将军”。
保定系看不起黄埔系，归根结底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我们花了五六年练出来的职业军官，你们是半年速成班赶出来的半成品。
这句话在保定系内部流传了很多年。保定系有理由说这句话：他们的学制更长，课程更系统，教官是他们的学生，高层职位是他们的地盘。但黄埔系手里握着保定系没有的东西，蒋介石的信任。鲍罗庭在1926年就看出，蒋介石与“保定派”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他预判在北伐推进过程中，“保定派”必定压倒蒋介石。
后来的事实是，蒋介石掌握了最高权力，黄埔系随着他的崛起一步步往上走。保定系在高层职位上的优势维持到了1945年前后，之后逐渐被黄埔系取代。鄙视链归鄙视链，权力的天平最终还是倾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