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16日，大别山里的风硬的像刀子。
这一天对于鄂东北根据地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红25军，那可是咱们的主力部队，突然拔营起寨，几千号人带着最好的枪炮，甚至连声招呼都没跟地方党委打，直接一头扎进了西征的漫漫长路。
留下来的是什么？
几百个缺胳膊少腿的伤病员，一帮连正经步枪都凑不齐的地方游击队，还有四面八方压过来的国民党正规军。
按照当时的算计，这根本就是个必死之局。
主力走了，天塌了，这仗还怎么打？
可谁也没想到，就在这片被当成“弃子”的土地上，一支叫“鄂东北独立团”的队伍，硬是玩出了一出“不死鸟”的神话。
这支队伍在三年里被整编拿走、被打散、甚至被洪水吞没，却整整四次在废墟里站了起来，一直撑到了抗战爆发。
这事儿得从罗山县深山里一个叫“止止洞”的破石洞说起。
主力前脚刚走，第二天，也就是11月17日，一群被“精简”留下的地方干部就钻进了这个洞里。
这就是后来那个著名的“金竹林会议”。
当时大伙儿心里都慌得不行，省委跟着主力跑了，原本是大别山主心骨的高敬亭远在皖西，电台也联系不上，鄂东北瞬间成了没头的苍蝇。
就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候，有个50多岁的老头站了出来。
他叫王福明，河南新县人，是个一直搞地方工作的老资格。
在那个平均牺牲年龄只有20来岁的年代，50岁那是妥妥的高龄。
面对这么个烂摊子，王福明没在那哭天抹泪，他跟特委书记徐诚基一合计，拍板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吓一跳的决定：主力走了怕什么，咱们自己造主力！
这就是鄂东北独立团的第一次投胎。
为了给红25军西征打掩护，王福明把罗山教导营、光西战斗营，还有原本用来安置的伤病员全都拢到一块儿，硬是拼凑出了500多人的队伍。
这帮人看着是“老弱病残”，打起仗来却猛的一塌糊涂。
他们在光山凌云寺设伏，一口气干掉了一百多个敌人，把国民党的围剿大军死死拖在罗汉公路上。
这帮拿着破枪的游击队，硬是让敌人以为主力红军还藏在大别山里没走。
可是吧，老天爷似乎非要跟这支队伍过不去。
12月下旬，王福明为了寻找失联的省委领导高敬亭，忍痛把这支刚练出来的“心头肉”——第一代独立团，派往皖西。
这支部队在方永乐的带领下，那是真不容易，在山里钻了两个月，终于在金寨境内的“抱儿山”找到了高敬亭。
这时候的高敬亭也是惨，身边没剩下几个人。
两军会师，高敬亭高兴坏了，但他接下来的决定，直接让鄂东北的同志们透心凉。
为了重建被打残的红28军，高敬亭大手一挥，把这支千里迢迢赶来“寻亲”的鄂东北独立团，直接编入了红28军序列，改编成了特务营。
这意味着啥？
意味着刚刚有点起色的鄂东北根据地，一夜之间又变成了光杆司令。
这一波操作，换谁都得破防。
主力又没了，咋整？
鄂东北的共产党人展现出了那种令人咋舌的韧劲。
1935年2月，王福明把牙一咬，再次下令：重建！
这就是第二次组建鄂东北独立团。
这一次，他们主要是靠光山独立营和河口特务营，虽然只有300多人，但团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开国中将梁从学。
这支新部队刚成立就奔袭二郎店，缴了一百多支枪。
可惜啊，英雄往往都命苦，这似乎是个死循环。
就在部队刚刚成型的时候，出了个叛徒叫詹以景，把根据地给卖了。
50多岁的王福明在凌云寺附近被捕，接着就遭了毒手。
这位大别山的“补天者”，到死都没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王福明虽然牺牲了，但鄂东北的骨头还在。
卢崇珠接任道委书记，继续在大山里跟敌人兜圈子。
直到1935年5月，高敬亭带着红28军杀回鄂东北，在白石山跟道委会师。
这一次，为了集中力量西征桐柏山，高敬亭又做了一个特别“无情”的决定：把第二次组建的独立团连同道委特务营，全部编入红28军。
为了保留火种，他只给鄂东北留下了30名干部战士。
你没听错，就30个人。
用30个人守住几百里的大别山？
这听起来跟讲神话故事差不多。
但继任的道委负责人罗作凡没有退路，他在“邹家岗会议”上拍桌子：就这30个人当种子，收拢伤员和流散的游击队员，第三次重建鄂东北独立团！
这第三次重建的独立团，那是真叫一个惨。
他们不光要面对国民党正规军的围剿，还得应对内部的折腾。
高敬亭作为当时大别山的一把手，在那种极度残酷的环境下，为了纯洁队伍，搞了一系列的肃反整顿。
这事儿说起来复杂，但在当时那种高压环境下，确实导致了鄂东北好几位优秀干部，像卢崇珠、罗作凡、陈守信这些人被错杀。
这是大别山历史上最让人心里堵得慌的一页。
即便这样，独立团的战士们还是没二话，依然死磕。
1937年6月，蒋介石搞了个“三个月秘密清剿”，第三代独立团为了掩护道委机关突围，在暴雨里跟好几倍的敌人血战。
最后因为指挥上出了点岔子，再加上突发的山洪，这支部队在两叉河遭遇了灭顶之灾。
大部分战士不是死在枪口下，就是被洪水卷走了，最后冲出重围的，又只剩下30多人。
又是30人。
历史好像就在这画圈圈，怎么转都转不出去。
这时候离全面抗战爆发就剩一个月了，大别山的这点星星之火，看着随时都要灭。
但就在这个绝境里，鄂东北道委代理书记吴先元，在高敬亭的指导下，把仅存的30个火种跟光麻地区的游击师合编，第四次重建了鄂东北独立团。
这支只有140多人的“第四代”部队，跟钉子一样扎在平汉铁路沿线，袭击车站、拔除据点，短短几个月就迅速壮大起来。
1937年9月，国共合作抗战的消息终于传到了大别山。
这支历经四次毁灭、四次重生的鄂东北独立团，奉命开赴红安七里坪集结。
这或许才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猛料”——那个名为“信仰”的东西，真的比骨头还硬。
哪怕是被自己人误解、被敌人追杀、被老天爷捉弄，只要还有一口气，他们就能再长出来。
回过头看这段历史，咱们看到的不是啥神机妙算的战术，就是一群人在绝望里死撑。
从金竹林的那个冷得要命的冬天开始，不管主力怎么抽调，不管环境多恶劣，鄂东北独立团始终像大别山上的野草一样，烧光一片，春风一吹又是一片。
1938年春天，这支队伍被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九团，在高敬亭的率领下挺进皖中，打响了新四军在巢湖抗日的第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