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2月28日，北京解放军总医院，84岁的黄克诚病情已十分沉重。弥留之际，他没有交代家事，也没有为亲属安排什么，只让妻子唐棣华准备纸笔，写下两条遗愿：丧事从简，不给国家增加负担；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不向组织提出额外要求。
这份遗嘱后来成为唐棣华向中央写信的依据。她没有替丈夫争取更高规格的追悼会，也没有提出特殊照顾，只请求中央尊重黄克诚本人的遗愿。中央研究后批示：同意。
这件事看似发生在将军去世之后，根子却埋在两人结婚之初。1941年，黄克诚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工作时，经人介绍与唐棣华结为夫妻。黄克诚39岁，唐棣华23岁。新婚之夜，他没有说多少儿女情长的话，而是把党员家庭的规矩讲得很明白。
“党的利益要放在前面，不能因夫妻关系损害党的工作。军队文件和谈话内容，也不能随便打听。”
唐棣华听完后答应下来。几十年共同生活，她确实把这些话当成了家规，而不是一时的婚礼誓言。
1952年，唐棣华的父亲因充当汉奸、贩卖鸦片，被中南局决定依法处置。作为女儿，她内心悲痛，却没有向丈夫求情。黄克诚同样没有干预案件处理，只是在得知岳父临刑前，向负责同志提出，希望允许唐棣华见父亲一面。
原则不能破，人情也不应被抹去。这个细节很能说明黄克诚的性格：处理公事时毫不含糊，面对亲人的痛苦，却并非冷硬无情。
黄克诚担任党和军队领导职务后，家中依旧没有多少特殊气派。公车只用于办公，家人不得私自使用。一次暴雨天，孙子黄健要去上学，司机见孩子淋雨，准备送他一程。唐棣华及时制止：“这是公家的车，不能因为下雨就破例。”
孩子于是跟着奶奶走到公共汽车站。事情很小，却比许多口头训诫更有分量。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话，而是遇到方便时，能不能忍住不用。
1954年以后，黄克诚承担多项重要职务，家属按规定可以享受相应生活待遇，唐棣华却坚持让孩子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她最看重的，是让子女接受教育，而不是让他们凭借家庭身份获得便利。黄克诚得知后，只是点头表示赞同。
晚年住房问题，也曾让管理部门颇为为难。自1977年起，黄克诚住在一处较为破旧的房子里，漏雨、透风，取暖条件也不好。工作人员多次劝他搬迁或整修，他却认为群众住房更困难，不能在自己身上花费过多。
有一次，房顶掉下一块朽木板，落在床边。维修方案报上来后，他听说可能要花几万元，立即要求改为哪里坏修哪里，只要不漏雨即可。房屋最后只作了简单修补，费用也被尽量压低。
1978年，工作人员劝他到玉泉山疗养。黄克诚起初不愿离开，后来得知在那里仍可处理工作，才勉强同意。不过，他提出两个条件：家属不要陪同，伙食费用由自己承担。要求报到中央后，得到批示同意。
在玉泉山，他连几颗樱桃也要问清来源。得知工作人员未经购买便取来给他品尝，黄克诚当即要求按价付款。亲属探望时，孙子不慎打碎公用茶杯，他又让人从自己的生活费中买来赔偿。
“损坏公物，就要照规矩赔偿。”
这不是故意摆姿态，而是他长期坚持的纪律观念。参加革命多年，他始终把公私界限看得很重，哪怕一只茶杯、一点水果，也不愿含糊过去。
黄克诚早年患有支气管炎，长期劳累使病情加重。到了晚年，他双目失明，行动不便，冬季常常剧烈咳嗽。有人建议他到南方过冬，他却担心随行人员和交通开支，认为自己不能再承担实际工作，不能让国家为此增加负担。
病重后，医护人员劝他接受治疗，他甚至说：“我已经不能工作了，不要再为我浪费药品。”医护人员没有接受这个请求，仍尽力为他救治。这个固执的老人，把节省公帑看得重，却把自己的病痛看得很轻。
黄克诚逝世后，唐棣华重新看了追悼会材料。她想起丈夫临终前的叮嘱，也想起当年结婚时的约定，于是删去了过高的评价，只保留必要内容，并将遗嘱一并交给中央。她提出的请求只有一句：尊重黄老的遗愿。
1987年1月7日，黄克诚追悼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彭真、聂荣臻等以及各界人士出席。中央悼词称他为“共产党人的楷模”。追悼会后，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不久，唐棣华自费从湖南购来桔子，送到曾经照料黄克诚的病房，每位医护人员都分到一份。黄克诚生前没能兑现的心愿，由她替他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