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五年。
广州城郊，一条两边种着桉树的路上，尽头是一道铁门和一段灰墙。
九月十四，早上五点四十，加代的车停在铁门外头的空地上。
车上三个人。加代，江林，还有一双新皮鞋，四十二码，鞋盒搁在后座上。
“哥，日子是今天吗。”
“是今天。”
“几点。”
“人家说办完手续就走。”加代说，“早的在上午，晚的在下午。”
那双鞋是九月十二买的，六十八块。
丁建是一九九二年九月进来的。
那年他三十岁，跟着加代跑了两年。
丁建话少，手稳。别人一天能看三十块表，他能看四十块，看得还准。
丁建左手虎口上有一道旧疤，是搬货箱压出来的。他看表不拿放大镜，拿在手里翻两下，听机芯走得匀不匀。
“一块表看多久。”
“七八秒。”江林说，“假的他一听就听出来。”
“他进来之前出过岔子没有。”
“出过两回。”江林说，“都是他自己掏钱平的，没跟谁说。”
“他管什么。”
“管货。”江林说，“站西到十三行这一条线上的货，出入都从他手里过。”
“一个月拿多少。”
“一千八。”江林说，“他自己留六百，剩下的往乡下寄。”
丁建的老娘在乡下，一个人住。他还有个妹妹，嫁在佛山。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三那天夜里，丁建在仓库门口被带走。
那天晚上仓库里进了八百多块表，二十七个箱子。丁建把单子签完，锁好门，站在门口等来接货的车。
车没来。来的是别的人。
“他跑没跑。”
“他能跑。”江林说，“仓库后头就是巷子。他没跑。”
“他为什么没跑。”
“他说跑了他这张脸往后就没法见人。”江林说，“这话是仓库边上那家杂货店老板听见的。”
“为什么。”
“说是有一批货。”
“货是谁的。”
“他一句没说。”江林说，“问什么都说不知道。”
“他认了什么。”
“他认了。”江林说，“那批货从他手里过的，他认了。别的人，他一个没提。”
那一年加代在外头跑了四十天，找人问，托人打听，都没用。
“为什么没用。”
“丁建自己认的。”江林说，“他自己认了，谁去说都没用。”
三年，加代去了七趟。
前四趟丁建不见。第五趟见了，说了三句话。
“家里好不好。”
“好。”
“外边的事别管。”
加代从那以后不去了。
“为什么不去了。”
“他不想让我看见他那个样子。”加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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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代不去，可每回有人从那边回来，他都要问三句。
“他瘦了没有。”
“瘦了一点。”江林说，“还能站直。”
“他说什么没有。”
“他说，让代哥别来。”
一九九五年八月里，日子定下来了。
“哪天。”
“九月十四。”江林说，“上午。”
“上午几点。”
“没定死。”江林说，“那边的手续一天办不完，就得第二天。”
丁建不在的这三年，家里的日子一天一天往下走。
一九九三年冬天，丁建的老娘在乡下病重。住进镇上的医院，头一笔要三千八。
丁建那个妹妹去了城里一趟，找的是贺老板。
贺老板四十八岁，做表的买卖，一九九二年那阵子跟丁建打过几回交道。
“贺老板，我哥的事……”
“你哥的事跟我没关系。”
“我娘住院要三千八。”
“三千八。”贺老板说，“你哥在里头待三年，出来还能干活。我这儿不欠你们家的。”
丁建的妹妹从贺老板的店里出来，站在门口哭了一场。
钱是加代出的。加代让人送到乡下的时候，晚了三天。
“晚了几天。”
“三天。”江林说，“那笔钱是腊月二十七到的，人腊月二十四走的。”
“路上出事了吗。”
“没出事。”江林说，“是我这边慢了。”
到一九九四年三月，丧事办完，坟在村后头那片坡上。
丁建在里面，隔了半年才知道。
那年秋天，加代让人把坟前的碑立了。碑是青石的，连工带料四百七，碑上中间一行刻着丁建老娘的名字。
“两边还空着。”江林说，“要不要刻他的名。”
“不刻。”加代说，“等他出来自己刻。”
一九九五年九月十四，早上六点到中午十一点，铁门开了两回。
头一回出来的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两个家属迎上去，哭了一阵，走了。
第二回出来的是个年轻人，二十七八，自己拎着一个塑料袋，往路口走过去，站在路边等车。
“不是他。”
“不是。”
十一点半，江林去门口问了一趟。
“同志，丁建，今天是不是出来。”
“哪个丁建。”
“一九九二年九月进来的。”
窗口的人翻了翻本子。
“今天办不完。”那人说，“手续要到下午，四点前后。”
“早上有没有说。”
“没定死。”那人说，“你们在外头等着就行，水房在左边，能接开水。”
江林回来把话讲了。
“哥，先吃点东西吧。”
“你们去。”
两个人去路边吃了一碗粉，四块五。加代没下车。
下午两点，太阳晒到车顶上，车里坐不住，加代下了车，站在墙根那片树荫底下。
四点十分，铁门开了第三回。
这回出来的人瘦，走得慢，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衣，裤脚短了一截。
“丁建。”
丁建站住了。他看了加代一会儿，走过来。
“哥。”
“鞋换上。”
丁建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那双旧胶鞋，鞋底磨平了。
他把新鞋接过去，没换，提在手里。
“回去再换。”
“上车。”
那天晚上，三个人在城郊一间饭馆吃过饭。丁建吃了两碗饭，没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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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进城的时候天黑了，路两边亮起灯。
“哥，我妈呢。”
加代没答。
“什么时候的事。”
“去年腊月二十四。”
丁建把脸转向窗外。车开过两个路口，他才再开口。
“我妹怎么说的。”
“你妹一直在乡下。”江林说，“钱是代哥出的。”
“送晚了三天。”加代说。
丁建没接这句。
车停在表行后头那条巷子里。丁建原来住的那间屋早退了，东西在仓库里，一个木箱，两床被，一辆旧自行车。
十七号上午，丁建到表行来。
“哥，我想找个活。”
“先歇几天。”
“不歇。”
“想干什么。”
“看货就行。”丁建说，“我会看货。”
加代没往下说。
那天下午，周强来找加代。
“哥，有人跟着他。”
“什么时候开始的。”
“十五号就有。”周强说，“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他住的旅馆对面，跟了两天。”
“几个。”
“两个。”周强说，“昨天跟到城东，今天跟到表行门口。”
“人是谁的。”
“还没问出来。”
“去问。”
十七号夜里九点半，那辆面包车在城东一条巷口停了。
车上两个人下车买烟。周强和马三从巷子里出来，一个按住肩膀，一个攥住手腕，两个人被压在车头上。
前后不到十秒。
“谁让你跟的。”
“贺老板。”
“跟了几天。”
“三天。”那人说，“贺老板说看看他往哪走，别让他乱跑。”
十八号上午，江林把查到的东西一摊。
“当年做证的人查到了。”
“谁。”
“姓邢，五十六岁。”江林说，“从前在城西一间五金厂看仓库，一九九三年厂子散了，他在城西开了一间杂货铺，叫邢记，两间门面。”
“当年他说了什么。”
“说那批货是丁建自己拉进去的。”江林说，“这个数，卷宗上就这一条。”
“别处还有吗。”
“没了。”江林说，“案子结得干净，从头到尾就他一个人开口。”
“贺老板那时候在哪。”
“在深圳。”江林说，“那批货查完，贺老板把这条线接了过去，站西到十三行，他做了三年。”
“他一年做多少。”
“两百万上下。”江林说，“一九九四年最好。”
“邢记是什么时候开的。”
“一九九三年三月。”
“他哪来的钱。”
“不知道。”江林说，“铺子的顶手费六千八，他一个看仓库的，拿不出来。”
加代把那张纸收起来。
十九号早上七点，加代开车到表行门口。丁建已经站在那儿了。
“上车。”
“去哪。”
“城西。”
车开了四十分钟。过了一条桥，拐进一条老街，两边都是两三层的旧楼，一楼全是铺面，卖米的、修车的、卖凉茶的。
车在离街口二十来米的地方停下来。
斜对面两间门面的铺子，卷闸门拉起来一半，门口堆着几袋米，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蹲在门口，手里撕着一张纸皮。
加代把车停在那间铺子对面，熄了火，车钥匙拧下来，攥在手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