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五年。
东莞长安镇，运河边一条街上，当中一间三层的场子，招牌上两个字：德兴。
楼下散座，楼上包房，三楼是茶室。
东家姓胡，四十六岁，街面上叫他胡老板。这间场子他开了一年零四个月。
胡友德是虎门人，十七岁在码头上扛过包，后来替人看仓库，一九九零年在虎门开了第一间小场子。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他跟加代在虎门抢过一车酒水。
那车酒水是加代先跟人定的，四十箱，讲好一千九百块一箱。胡友德当天夜里多出一百块一箱，把货拉走了。
“胡老板，那车货是我先定下的。”
“你的话在嘴上。”胡友德说，“货在他仓库里。我数钱他出货，这就完了。”
那一回加代没跟他动，也没去堵他。加代只把这个人记住了。
“记住他什么。”
“记住他做事讲眼前这一笔。”江林说，“不讲交情。”
一九九三年八月，加代跟他打过一回交道。
那年加代有一批货要连夜从厚街送出去，手上两台车，不够。
“胡老板，借两台车，一个晚上。”
“加代。”胡友德说，“上个月你在虎门抢了我一车酒水。”
“那车酒水是我先定的。”
“你先定的，人家卖给我了。”胡友德说，“买卖归买卖。车你要几台。”
“两台。”
“给你三台。”胡友德说，“再搭六个搬货的。”
“多少钱。”
“不要钱。”胡友德说，“我记着，你欠我一回。”
那一晚三车货凌晨三点出的厚街，一台没少。
从那以后两家不来往。逢年过节，各往对方门上送一样东西，谁也不进门。
一九九四年三月，胡友德在长安镇盘下这间场子，顶手费九万八，装修花了七万二。
一楼大堂三十四张台，二楼包房十一间，三楼茶室八张桌。
场子里两个领班，一个叫阿成，一个叫阿强。阿成管一楼，客人姓什么、喝什么酒、爱坐哪张台，他记得九成。阿强管二楼，谁跟谁是一桌的、谁的账能挂，他心里有一本。
“这两个人多少钱。”
“一个八百，一个七百五。”江林说，“一九九三年就跟着胡友德了。”
一九九五年，德兴一个月能做三十万流水。
“开销多少。”
“房租一万六，四十一个服务员，一个人五百五。”江林说，“乐队、看场、水电灯光，一个月八万三。”
“酒水呢。”
“进价六十八，卖三百二。”江林说，“一个月开四百多瓶。”
“谁供。”
“三家。”江林说，“厚街一家，虎门一家，深圳一家。三家轮着来。”
“这三家跟谷老大有没有关系。”
“没有。”江林说，“都是胡友德自己攒下来的。”
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一，三家供货的，同一天断了。
“李老板，这个月的货。”
“胡老板，我这边出不来。”
“出不来什么。”
“车紧。”李老板说，“你先到别处问问。”
三家问下来，说法一模一样。
胡友德自己跑了一趟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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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家供货商姓王，一九九三年跟胡友德一块儿吃过饭。胡友德在他办公室门口等了一个半钟头，人从后门走了。
“王老板怎么说。”
“他还是那句。”
“哪句。”
“车紧。”回来的人说，“他让我给你带句话，他说，胡老板，这笔买卖我做不了。”
到四月十八，德兴的酒柜空了一半。
“一天少多少。”
“流水掉四成。”江林说，“客人点不到酒，坐一刻钟就走。”
乐队还是照来，晚上八点上台，十点撤。一楼的服务员一班八个人，站在大厅里没事做，排成一排看着门口。
“客人问酒怎么办。”
“说没有。”
“问哪天有呢。”
“说不知道。”
四月二十，谷老大的人上门了。
谷老大五十二岁，东莞本地人，吃场子出身。名下有一间酒水行、一支车队，还占着镇上一间场子的股。
“胡老板，酒从我们这边进。”
“什么价。”
“一样的价。”那人说，“现款，一星期一结。”
“贵两成我认。现款不行。”
“那就没得谈。”
五月十二，德兴的两个领班被挖走了。
“怎么走的。”
“对面新开那间场子，一个月多给三百。”江林说，“两个人一块走的。”
“客人名单呢。”
“带走了。”江林说，“阿成走那天夜里，把前台的簿子抄了一遍。”
“抄了多久。”
“四十分钟。”江林说，“走的时候跟前台说了一声，说他明天不来了。”
“簿子上有什么。”
“没什么。”江林说，“名字、电话、爱坐哪张台、爱喝什么酒。”
五月二十往后，德兴的熟客一半去了对面。
“一晚上少多少。”
“少六十几个。”江林说，“包房少开五间。”
六月十八，谷老大约胡友德在镇上一间酒楼吃饭。
去了四个人。谷老大坐了主位，桌上摆着一壶茶。
“这个，你看看。”
胡友德把那两张纸拿起来看了一遍。
“三成干股。”
“三成。”谷老大说，“德兴一年两百万流水，你分我六十万。签了，我保你平安。”
“不签呢。”
“不签也行。”谷老大说，“你的酒，还是进不到。”
胡友德把纸放回桌上，没签，走了。
回来扛了半个月。
那半个月他托了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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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镇上做建材的，跟谷老大认识十二年。回话说：谷老大讲了，他不逼人，是胡友德自己撑着不肯。
第二个是虎门的老同行。回话说：谷老大那边把话说得很干净，三家供货是自己不愿意做德兴的生意，两个人是自己没管住。
第三个是他表哥，在深圳做工。表哥没帮上忙，借给他两万块。
“两万块够什么。”
“够发半个月的工钱。”胡友德说。
七月初三晚上，胡友德给加代打了个电话。
加代接了这个电话，先没答应。
“哥，胡友德那边的事，江林去查了三天。”
“查出什么。”
“三家供货是谷老大的人挨个打过招呼。”江林说，“话是同一句，今年别做德兴的生意。”
“谷老大图什么。”
“德兴一年两百万流水，三成是六十万。”江林说，“他在镇上那间场子占股，一年分四十万。他要的不是那六十万，是德兴这间场子。”
“那两个人呢。”
“阿成在对面当领班，一个月一千一。”江林说，“阿强走了，没去对面，人在虎门。”
“东莞那边怎么看我。”
“镇上七间场子的老板，六个在看着。”江林说，“你要是接了，往后他们说你手伸过来了。”
“我要是不接。”
“胡友德的场子八月里就没了。”
加代坐了一晚上。
七月十一上午，胡友德到了广州。
表行后堂，加代在喝茶。
“坐。”
“加代，我那边扛不住了。”
“扛不住什么。”
胡友德把那三件事一件一件说了。加代听完，没接话。
“我不是来求你的。”胡友德说，“我来是问一句。”
“你问。”
“你接不接。”
“接。”加代说，“我不白接。”
“你要什么。”
“这条酒水线，往后归我。”加代说，“德兴的酒从我的线上走。价钱比谷老大低两成，账期一星期一结。”
“你要这条线干什么。”
“我要这条线，你的场子才保得住。”
胡友德坐着没动。
“一九九三年我借你三台车。”他说。
“我记着。”
“这回算我欠你。”
“这回不算。”加代说，“这回是买卖。”
“这条线接过来，先垫十一万。”江林在旁边说，“三家供货要现钱。”
“垫。”
“东莞那边往后有人盯着咱们。”
“让他们盯。”
“你想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