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一年，北京城里的曾国藩给弟弟们写信，信里算了一笔账：俸禄微薄，家里的开销像个无底洞，冬衣要添、仆人要养、年节的走动不能断，日子快过不下去了。
这一年他三十出头，进翰林院没几年，在旁人眼里是前程似锦的天子门生——只有他自己清楚，翰林院这个清贵的差事，让他欠下了一屁股债。
翰林院七品官，按《清会典》定的标准，一年俸银四十五两，外加四十五斛禄米，折合下来不到一百两。这标准不是道光朝才定的，顺治年间定了之后，一两百年没怎么动过。
可物价在涨，京城的排场没缩，四十五两银子的分量，早不是开国那会儿的算法。租宅子要钱，雇长随要钱，出门坐车要钱，同僚之间轮着做东请客更要钱——这笔账算下来，四十五两银子，在京城里体面地过上几个月就见了底。
京官的穷，一小半穷在收入低，一大半穷在京城贵。北京是天子脚下，米面、煤炭、房租样样比外省贵出一截。道光年间，京师一石米就要一两多银子，大冬天屋里那一炉炭火，一个月也是一笔实打实的开销。
更要命的是排场躲不掉：你穿得寒酸，进六部衙门当差抬不起头；出门不坐车、不带跟班，同僚笑话不说，连门房都敢给你脸色看。这笔"体面钱"没人报销，只能从俸禄里硬挤。
穷到什么程度？清代京城里长出一条专门的放贷生意链，叫"印子钱"——月息一分五到两分，专放给等米下锅的京官。借了印子钱，每月按印子还本付息，不少贫寒翰林被套进去，越滚越深。
京官借债太普遍，以至于同僚之间互相担保、互相拆借成了常态，一个衙门里谁家揭不开锅，大家心里都有数。道光年间有位御史专门上折子讲京官苦况，说有的穷官冬天只能当掉皮袍换柴炭——这话后来成了京官生活的著名写照。
比物价更难办的是，京官没有来钱的路子。地方官再清贫，手里过钱粮，火耗、陋规、规费总能沾点边；京官不一样，六部衙门管的是文书案牍，库里银子再多，也轮不到一个小小七品官伸手。
翰林院又是出了名的清水衙门，本职就是修书拟稿，既不管钱也不管粮。曾国藩在京那些年，靠的是借债硬撑：他道光十八年中进士进翰林，到道光末年升任侍郎，前后十几年，家书里隔三差五就是借钱、还账、赊欠的字眼。这话不是哭穷，是实情。
也不是所有京官都穷。大学士、尚书、侍郎们，一年俸银上百两，加上议叙、赏赐、门生故吏的孝敬，日子宽裕得多。穷的主要是三四品以下的中下级京官：翰林、部曹、科道，官阶不高，应酬不少，手里还没实权。同一个北京城，同一个曾国藩，当检讨时穷得当不起体面，升了侍郎之后家里就缓过来了——穷富全看品级，品级全看熬年头。
偏偏是这样穷的差事，还挤破头往里钻。道理实在：翰林是升官的捷径，日后做学政、做侍郎、做尚书的，多从这里起步；穷是穷在当下，前途却是明摆着的。
地方官想走通升迁这条路，就得先和穷翰林们处好关系，逢年过节冰敬炭敬送到。于是京城拧出一种奇特的生态——京官穷得叮当响，手里却攥着外省官员看得见的未来。
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升任礼部右侍郎，年俸涨到一百五十五两，苦日子才算熬出了头。可他前十几年靠借债撑体面的日子，一字一句地写在家书里。
说到底，不是曾国藩一个人穷，是清代把京官的俸禄定得死死的，又把他扔进一个衣食住行样样要钱的京城。这账怎么算，都是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