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广州堑口是个有名的街市，分堑口北和堑口南。堑口北称为“前面街”，而同丰里，因为是堑口北的“后面街”，因此只有基数的门牌，一共是19号，共10间住宅，我家和梁姓中医生分别占了两间。此外，5号是同在堑口街市开米铺的潘姓商人“九屉”一家，9号是陈姓的潮州人。两家的孩子与我都是发小。
只有7号，是堑口同丰里神秘的所在，因为这家住着一家四口，是四位女性，一位妈妈带着三个女儿，而三位女儿都没有出嫁，在家中陪伴着老母亲生活。老母亲缠脚，女儿是三位老姑婆，正式的说法是自梳女。
广东的自梳女是个历史现象，据说起源于清代，也有说是明代的。千禧年以来，随着对各地”姑婆屋”的发现，特别是广东顺德均安颇具规模的冰玉堂，和香港的蕴贞堂等的发现，海内外对于自梳女的研究可以说是一时鼎盛，方兴未艾，不少中外学者投身其中，有不少有价值的发现和产生了有意义的研究成果。比如说，自梳女不仅珠江三角洲有，香港甚至南洋也有。女性自梳，有一整套仪式；自梳之后，必须遵守一定的戒律，终生保持童真，不能反悔，否则以失节论处，由一起居住共同生活的姐妹执行；最可悲的是死后，不能死在娘家，也不能入葬娘家祖坟，只能和已逝的姐妹作伴。
像顺德的冰玉堂和香港的蕴真堂，是比较体面的所在。其实还有很多破败不堪的姑婆屋，可以想象自梳女们的生活之艰苦。
自梳女这个群体的最大特征，就是不依附男性而存在，于是，证明即使在封建制度下，也有独立的女性群体的存在，虽然难免依附封建经济的实体，但可以说是遗世独立的一群。从生到死，她们有外人、特别是男性难以进入的生活圈子。但是，自梳女既不是女尼，也绝对不等同今天的女同，自梳女现象，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和封建礼教产生了冲突因而以其特有的形式进行反抗的一种社会形态。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有值得今天的一些学者肯定的价值。
但是，也有学者说，因为自梳女出现的时代，资本主义已经萌芽，一些资本家招工声称“拍拖的不要，已婚的不要，有孩子的不要，老病的不要”，导致女子选择自梳，不婚不育，无丈夫无后裔，好找工作。这姑且作为一说。
自梳女现象出现的珠江三角洲，本身就是一个最早受海洋文化冲击的地方，最早接受人类文明新思潮明显或潜在的洗礼。有论者将自梳女现象出现的原因归纳出几点：一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比如说顺德缫丝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有了让女性独立的物质基础；二是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思想和社会文化现象的转型，唤醒了女性的独立意识，摆脱三纲五常的约束；三是地方风俗在新形势下的积累和发酵，如“不落夫家”、“义结金兰”等风气的推动，催生了传统的“金兰契”习俗的转化而形成自梳女这样的群体。有清代诗人曾苏绍的《竹枝词》为证：“绮罗丛里契相知，偶合居然伉俪随。筮得坤爻空血战，无阳毕竟使阴疑。”
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基于避讳、禁忌或宗教信仰什么的？
关于自梳女、姑婆屋和自梳女现象的种种，现在网上已经有很多资料，无需赘述。
但是，同丰里7号的这户自梳女的存在，毕竟有着一般理论难以解释的地方。
这是一位母亲带着三位自梳的女儿，在闹市旁这么一所并不安静的住宅中生活了多年。
同丰里所在的堑口，经过抗战时期日本飞机的一次空袭，硬是把一座高达几层的当铺大来押炸得粉碎，我母亲姓关的前夫也死在这次空袭中。因此，作为“后面街”的同丰里的一溜平房，都是1938年空袭之后重新修筑的，同丰里的人家也是这时候才陆续搬进来。因此，我脑海自然产生了很多的为什么。
完全可以在广州的东山或荔湾甚至郊区寻觅一个更加清净的所在，为什么这个母亲不选择远离人间烟火之处，而带着三个不婚不嫁的女儿定居在河南一个肉菜市场边终老呢？
自梳女，据是通常是那些希望独立的女性结伙同居，各自外出谋生，或进厂为女工，或入户当“妈姐”（女佣）。但是，为什么这户人家是一个母亲带三个女儿，没有外人？
据说自梳女生活艰辛清苦，但是，据我小时候的印象，这户人家不见得生活拮据，包括母亲在内的四个女人都没有外出做工，只是偶然通过趟笼看到她们在家中刺绣，但是妆容整洁，穿戴讲究，冬天或黑或白的棉布大襟衫，夏天甚至一袭香云纱。她们轮流到市场买菜，因此跟我母亲相熟，跟街坊也礼貌地点头颔首，没有更多对话，但也并没有一副曾经受苦受难的面容。这是又一个为什么。
老太太有个儿子在香港，这是个清楚的事实。也就是这三姐妹的兄弟 ，定期会从香港回来，待上两三天就走，却从不跟街坊打招呼。但他居停在哪儿？母亲的家中还是旅馆？
住在家中岂不是破了“姑婆屋”的戒？
还有不少的问号。
（照片并非实体，但是住宅外形十分相似）
同丰里各家各户，我们小时候是想进就进，因为家家户户都有年龄相仿的孩子，但她们的家从不让人们进去，因为没有孩子。有三道门，一是精致的脚门，二是趟笼，三是大门，跟我家一样，但脚门比我家漂亮多了，大门的木料也似乎好些。偶尔她们家的大门半掩得以透过趟笼从门内看上一眼，窗明几净，全套的酸枝枱椅，还有挂屏，像梁医生和我家中的一样，且收拾得非常整洁；客厅正中有个神位，好像是观音大士，终年香火不断。客厅和房间之间有个中庭，隐约可见有阳光直射，因此光线颇好。
但我们甚至不敢在7号的门口玩，捉迷藏也不会把她们家作为起点，让一位小伙伴伏在墙上低头念念有词之后，才作醒来状到处寻找已经在街市各处藏匿起来的我们。
这是怎样子的一家人？我们没问，大人们也似乎不清楚。就这样，这座闹市中神秘的姑婆屋伴随着我们度过了童年。
到了大革文化命的风起云涌，这家人身上会发生些什么？我们很好奇。
那位缠脚而体面的老太太是什么人，会不会是个列入“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地主婆，就像刚刚被押送回乡的堑口街市那个水果店的老板娘一样？刚过志学之年的我当时心里非常邪恶地泛起一个奇怪的念头。
但是，红卫兵们光顾了同丰里5号，揪斗了“资本家”九屉，同丰里11号梁医生家中门楣上“梁柏二诊所”几个黑色的魏碑体大字被红卫兵铲掉了。父亲迫不及待地把颇为气派的挂屏取下藏在阁楼，并在母亲的抱怨的眼光中，把酸枝枱椅上有封资修意味的蝙蝠纹云纹之类锯掉，弄得个遍体鳞伤才得以安心。
但是，看看同丰里7号，似乎只是客厅中央的神位消失了，有人物图案的挂屏也不见了，一切很安静。
我开始在17号和19号的墙壁上显示我的美术字，其中一面墙壁书写毛体的“向雷锋同志学习”，还有两幅语录，得到街坊的赞美。
晚上，母亲问我，还有油漆剩吗？7号也请我过去写，因为她们家没有人会写。我想，可以够写两句口号，如“万岁”之类。
第二天，我拿着油漆刷子和用剩的油漆，为这户我当时心目中可能属于“黑五类”的家庭描上两条简单而革命的标语，完成了抹红的工程。但是，完成后只是隔着趟笼得到一个女声的多谢，未能走进她们家的门，只是看到地板的阶砖也很好，是有花纹的那种。
后来，母亲对我说，她们感谢我，说我“叻仔”。那时候没有物质的欲望，长者的一声多谢就是最大的奖赏，但是，我怀疑让我帮助她们是母亲出的主意。
由于她们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因此，“黑五类”的猜测显然是不确的。
又一个考验来了。
随着这场革命的深入，1966年全国掀起了红卫兵大串联活动。红卫兵们除了到北京觐见伟大领袖，足迹还遍及全国各地，韶山井冈山延安是首选，大城市也是乐于踏足的地方。于是，一队队真真假假的小将充斥在广州街头，接待红卫兵的任务落实到街道每个居民委员会。
我所在的海幢街第五居委会的会所地面住满了，但是上头还是派任务，不得已，要动员居民贡献他们有宽余的房子。
当时的同丰里，符合条件的只有两户。我家有房子但是人多，我和表哥都得睡在客厅，其他各户住得也都逼仄尴尬，只有隔壁梁医生的15号和7号的客厅还可以睡人。
梁医生家很快来住进几位男性红卫兵，他们把随身带着的铺盖打开，席地而卧。而7号居然也有小将的入住，但都是女的，同样睡在客厅的地上。
母亲说，最初7号的人家也不愿意接受，但是同为街坊的姓潘的居民组长和居委主任庞姐——她和我母亲关系很好——站在门口好说歹说，说明只是睡觉，也允许她们洗漱，动之以理，晓之以情，达成了只让女性红卫兵入住几天的口头协议，她们才打开大门，让几位长在羊角辫的女孩子进入她们几十年不愿意示人的住宅，这些女孩成了彼时最幸运的一群。
幸亏，在广州这种红卫兵入住居民家庭的情况也就只持续了几天，不久上头有了指示，停止串联，因此各地的接待任务也戛然而止，于是看着隔壁15号的客厅重新清空，估计7号的客厅也恢复了安宁。
后来，我们看见这三姐妹的机会多了，因为街坊定期需要学习，传达最高指示等等，光是五居委就设有多个开会地点，同丰里的小会场安排在15号，来人包括同丰里和安顺里的居民。这种不定时的街坊会议从大革命的后期一直持续到甚至我中专毕业后拒绝上山下乡而成为无业的街道青年那几年。因此，我也必须与会，因为在街坊中属于有文化之人，因此就被推选为读报员，最高指示、中央文件或者两报一刊的社论念念，也不用发言讨论，就各自归家。
三姐妹的母亲从没有出席，因为年纪太大，加上是缠脚，居委主任庞姐也是个通情达理之人。三姐妹后来也只来一位作为代表，是轮流着来。
不过，那段时期的某一个晚上，三姐妹中的一位挨家逐户站在门外，声音悲戚地知会一声：母亲走了。这是彼时民间社会的惯例。这位拉扯大一男三女，却又让三个女儿“梳起不嫁人”的母亲，就这样辞别了这个世界，却留下一个我至今仍然不能找出谜底的谜：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凭什么能这样做？靠什么能让女儿这样做？
当春回大地的时候，已经建起高楼的堑口市场旁边的同丰里也成了一个大街市。自1978年开始，沿街的每家每户，都有一两个档口，或自家经营，或让他人占据，仅留一个门口出入。
母亲是第一个占了街口的位置的，想不到我家门口的两旁也分别让鱼档和烧鹅档入侵了。机会均等嘛，如果母亲愿意放弃街口的位置，撤回自家门口设摊摆档，那么鱼档也可以退到其他地方。但是母亲不肯，怎能放弃街口的黄金宝地呢？只能和门口的档主寻求和平共处了。
当时这种档口位的申请、分配、管理和收费等的事情，具体由行政街的生产组负责，因此，尽管彼时我已经上了大学，离开了海幢街，但海幢街中人搞了些什么名堂于我并不陌生，很多细节都记录在我当时的一个素材本子上，作为日后写作之用。
比如说，我日记中有记载，海幢街有个姓何的干部，女儿出嫁，宴请整个街市的个体户。是因为彼此关系很铁而采取的亲民举动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
好，新规定来了：同丰里所有档口，都要搭盖遮阳棚。就是沿街支起金属支架，在上面铺设据说是碧绿的塑料波纹瓦，美其名曰美化环境，保护经营，但是要收取费用，按平方计算。但是，由于所有档口都在各家的门外窗外，这样一来，顶上这么一块块深绿的东西，将导致各家各户的室内采光受阻，碧绿带来的却是泛青的阴沉。
我生气了，倚熟卖熟直闯我曾经工作过的海幢街办事处，找主管的党委副书记，希望不要在我家门外搭建这种遮阳棚。此人我不认识，是我离开后从其他地方调来的。他打了一阵官腔，从国际大势讲到区街小势，从全局谈及局部，从政治账算到经济账，条分缕析，振振有词，铿锵有力，毋庸置疑，你不服也得服。潛台詞是，不搭也可以，但是必须定期付钱，等同档主支付的费用。
有个我当年认识的女干部，过来帮书记的腔：黄锦鸿，这是统一规定，你妈妈也有档口，回去问问要付多少钱？
我理屈词穷，悻悻而还，而素材本子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我后来沿着街道走了一趟，发现同丰里7号门前居然没有档口，也没有搭建遮阳棚。母亲说，是她们三姐妹坚决不让在门口设摊摆档，三姐妹甚至站在门外，阻挡企图把各种摊档用具搬来的人，甚至到街道办事处找管事的。我于是似乎明白，她们可能宁可用金钱，换回来闹市中的一丝平和宁静和窗外零星风景。
这些形象和场景，是不是似曾相识，在《雅马哈鱼档》或什么其他类似作品中见过？
不过，事实上后来街道也作了一些改变。据说接受了街坊意见，经有关方面讨论，就是改用白色的波形瓦，代替深绿色的。因此，同丰里的街市出现了这样的景象：同丰里一侧用的是白色的波形瓦，而堑口市场一侧，仍然是深绿色的。这可能是我登门理论和同丰里7号反对的结果。自梳女们反抗的力度和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不得而知，但是起码是维权成功了。
随着我1985年搬离同丰里和1990年年底出国，原来的同丰里也烟飞灰灭，不知道当年有否在各家各户墙上用什么颜色的笔写上大大的“拆”字，像其他要拆建更新的街区那样。老住户们都安顿在旁边的豪丰园，但我已经不知道这几位作为老街坊的自梳女的去向。
不过，今天的同丰里又回来了，出现了偶数门牌的同丰里。也许是这条昔日直通珠江的水巷，承载了广州太多的历史，不忍让其消失罢！
而我，当时有一个庞大的文学创作计划，写小说，写电影，写报告文学。除了写个体户，小市民，还要写写丐帮、写写自梳女，写写广州的水上居民，写写我家乡的金山阿伯，写写开平碉楼中的青灯莹莹；写出时代的变迁，人情的冷暖，历史的輪迴，世界的共情，相信能提炼出永恒的主题。
太有写头了，多活上两三辈子也不够。
再次呼吁，各位广州海珠区南华中路海幢街堑口同丰里乃至散落在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街坊好友，如有谬误，敬请指正，微信见！（黄锦鸿，写于2026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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