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从西柏坡来的电报，把宋时轮逼到墙角：“行为极不当，应予撤职。”
电报到华野前指时，济南还没打，部队已经摆开。曲阜会场上，主攻西线的担子本来压在宋时轮肩上，可他却当众撂了话：十纵损失大，枪弹补不上，仗打不了。
这话太重。
大战临门，一个纵队司令员说不能打，放在哪支部队里都不是小事。可宋时轮不是临阵怯战的人，他手里的华野十纵，恰恰是出了名的硬骨头。
那根刺，早在一年前就扎下了。
一九四七年八月，鲁西南梁山一带，十纵接到任务，要挡住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师和整编第八十四师。
对手不好打。
第五师属邱清泉部，装备强，火力猛；八十四师兵力也不弱。十纵刚连续作战，人员、弹药都没完全补上，又被推到梁山前沿。
宋时轮把部队摆成梯次。前面的部队打，后面的部队修工事；前面撤下来，又马上挖壕、补阵地。
阵地上没有什么像样的险要可依，能依的只有土工事和人。
十纵硬是把敌军拖在梁山一线。后来那句“排炮不动，必是十纵”，说的就是这支部队的打法：炮火压不垮，阵地轻易拔不动。
可刚打出名声，局面就变了。
邱清泉摆出南下姿态，像是要去围攻别的华野部队。宋时轮判断，敌第五师和八十四师之间拉开了缝，可以趁机打八十四师。
机会像是真的。
十纵向北机动后，邱清泉却突然掉头。南面第五师压上来，北面八十四师顶住，十纵被夹在中间。
黄河岸边，形势一下紧了。
为了摆脱被动，十纵北撤过河。撤得急，损失也大，人员、装备、辎重都付出代价。
战后，批评来了。
宋时轮心里憋着一口气。仗是他打的，损失也是他担的，可当时战场变化快，北撤背后还有上级兵团的处置因素。这个结，没人三言两语能解开。
他没有忘。
一九四八年八月，华野在曲阜开会，商定济南战役部署。济南是重兵设防的大城市，华野采取攻城、打援分工协作的办法，西线集团由宋时轮、刘培善指挥，主攻机场和商埠方向。
这不是冷落。
主攻西线，任务重，兵力多，说明华野仍然把最硬的一块交给了十纵和宋时轮。
可宋时轮一听，又想起梁山那笔账。
会场里，他没有绕弯子，说十纵损失还没补足，若补给不到位，难以担任任务。话越说越硬，后来又提出要到后方休养。
这一下，事情变味了。
粟裕、谭震林等人明白，宋时轮不是怕打济南。他是心里那口气没顺，可军令面前，情绪不能压过组织。
消息报到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态度很严。
那封电报里，措辞没有温吞：宋时轮的行为极不恰当，应予撤职处分。
十纵司令员，济南主攻西线指挥员，大战前可能被撤。
华野前指没有马上把这件事机械执行到底。粟裕等人找宋时轮谈，话说开了，梁山的旧账、济南的新任务，都摆在桌面上。
宋时轮也清楚，自己这一闹，越过了界。
他可以有意见，可以讲困难，可不能在战役部署关头用“不打”顶住组织决定。仗还没开，先乱了军心，这不是小脾气。
华野随后向中央回电，请求仍保留宋时轮原职；如必须撤职，也等济南战役结束后再调动。
毛主席同意暂缓处理。
一句话落下来：以观后效。
这四个字，比马上撤职更重。职位还在，处分也悬着；能不能过关，不看解释，看战场。
九月十六日，济南战役打响。
宋时轮指挥西线集团，目标直指机场和商埠。机场是济南守军与外界空中联系的重要通道，西线一动，等于先断敌人一条退路和补路。
炮火、爆破、突击一起上。
吴化文部起义后，西线局面打开，攻城进程加快。宋时轮没有再讲困难，十纵也没有往后缩，和东线集团配合，向济南城内压进。
九月二十四日，济南解放。
这一仗，华东野战军攻克国民党军十万兵力守备的坚固设防大城市，俘获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开创了解放军夺取重兵设防大城市的先例。
宋时轮保住的，不只是一个职务。
他在战场上把那句“以观后效”接住了。
后来，宋时轮继续参加淮海战役，又在徐东阻击中发挥所长。再往后，一九五五年授衔，他被授予上将军衔。
晚年的宋时轮坐在书桌前，仍关心军史、战史和军事科研。墙上挂着地图，桌上摊着材料，那个在曲阜会场上犯过急脾气的老将，最终还是把自己放回了军令和责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