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6月，北京中南海，袁世凯病情已经恶化。关于他临终前谈及政局的故事，后来流传出多个版本，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是：他曾对长子袁克定提到，今后中国政坛可能由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三人先后掌握。
这段话缺少足够完整的一手记录，不能当作毫无疑问的原话。但它之所以传得广，并非完全没有现实依据。袁世凯去世时，北洋集团仍控制着北京政府，而这三人，恰好分别代表了名义、军权与官场资历。
袁世凯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失败者。他从清末新军起家，经过辛亥革命，成为民国总统，曾经把中央权力集中到相当程度。可称帝一事，使他同时失去了革命派、地方实力派和部分北洋旧部的支持。
1915年12月，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梁启超参与策划。贵州、广西等地相继响应，北洋内部也出现动摇。1916年3月，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他在北京病逝。帝制失败后，谁能接住这副摊子，成为所有人都绕不开的问题。
黎元洪的优势，是“名分”二字。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黎元洪被湖北革命党人推为都督。关于他当时是否曾被迫躲避、喊出“莫害我”等细节，后世说法不一，但他确实是在特殊局势下被推到台前的。这个出身，使他既与辛亥革命有关，又没有完全脱离旧军界。
1912年，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担任副总统。袁世凯筹划帝制时，黎元洪没有公开站出来拥护，后来也拒绝接受“武义亲王”封号。正因如此，帝制瓦解后，他成为各方都能暂时接受的人物。
1916年6月7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可是，总统印章不等于军队。段祺瑞掌握北洋军事和内阁资源，黎元洪缺乏独立力量，府院之争很快爆发。1917年张勋复辟，黎元洪无力抵抗，只能进入日本公使馆避难，政治威望由此大受打击。
段祺瑞则完全是另一种类型。
他是北洋新军的重要骨干，长期负责军事与政务，既有军队威望，也熟悉中央官场。袁世凯准备称帝时，段祺瑞曾多次劝阻，后来离开北京。两人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君臣反目，而是北洋集团内部对权力道路的判断发生了分歧。
帝制失败后，段祺瑞重新出任国务总理。1917年张勋复辟，他组织讨逆军，很快平定局面。值得一提的是，他没有急着坐上总统位置，而是让冯国璋担任大总统，自己在总理职位上掌握实权。
这种安排很符合北洋政治的特点：台上要有名义，台下必须有军队。1918年以后，段祺瑞依靠安福国会控制政局，成为北京政府最有分量的人物。只是，直系、奉系势力不断壮大，1920年直皖战争失败后，他被迫下台。
1924年北京政变后，段祺瑞又被请出，担任临时执政。此时的他，已经不是当年可以调动北洋全局的强人。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承受巨大政治压力，离开权力中心。若按“实际控制中央”来衡量，他比黎元洪更接近袁世凯心中的继承者。
徐世昌的路数更隐蔽。
他出身科举，1855年出生，1886年中进士，长期活跃于清末官场，是袁世凯的重要政治盟友。徐世昌懂传统官僚体系，也懂新政和外交，最大本事不是带兵，而是在不同势力之间寻找可接受的缝隙。
袁世凯筹备帝制时，徐世昌选择辞职退居，不愿接受帝制安排。1918年，北洋内部互不相让，冯国璋、段祺瑞都难以推出自己的人选，徐世昌便成了折中对象，被选为大总统。
从1918年至1922年，他坐在民国总统的位置上，却始终无法真正控制军队和财政。直皖战争时，他难以左右战局；直奉战争后，直系势力坐大，他也被迫辞职。徐世昌看似最稳，实际最容易被各派当作政治招牌。
三个人都曾登上国家权力顶端，却没有一个人重现袁世凯1912年至1915年间的集中权力。原因并不神秘：北洋军队已经分裂，中央财政空虚，地方督军各自为政，总统和总理越来越像各方势力争夺的座位。
所以，这个“预言”即使确有其事，也更像是袁世凯根据旧格局作出的判断。他看到了黎元洪的名望、段祺瑞的兵权、徐世昌的资历，却没有料到北洋体制本身正在走向尽头。
袁世凯死后，袁家也迅速失去政治中心的位置。袁克定后来拒绝为日本侵华政权效力，晚年生活并不宽裕，1958年在北京去世。那张曾经能够决定国家方向的权力牌桌，已经换了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