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经过长途跋涉抵达这里。长征结束了，真正的难题却刚刚摆在面前：部队有了落脚处，却没有充足的粮食、兵员和弹药。
陕北地广人稀，土地贫瘠，交通闭塞。当地百姓本身就过得艰难，红军想靠地方供给迅速壮大，现实上很不容易。战士们穿着破旧军装，枪械缺少补充，伤病员也需要安置。
有人当时感慨：“能站住脚，已经不容易。”这句话听起来朴素，却道出了中央红军当时的处境。长征保存了革命火种，但没有消除生存危机。
更棘手的是，蒋介石并未因为日本侵略加深而停止内战。1935年华北局势持续恶化，日军威胁逐步逼近，蒋介石仍把主要力量放在围堵陕北红军上，并调动东北军、西北军参与行动。
毛泽东等人清楚，陕北不能只是一个避难所，必须设法打破封锁。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同时也讨论红军下一步向哪里发展。
向东进入山西，成为重要选择。山西靠近陕北，地形复杂，便于机动作战；人口和物产也比陕北丰富。更关键的是，山西连接西北与华北，红军若能在那里打开局面，就可能接近全国抗战的前沿。
1936年2月20日，红军抗日先锋军从陕北渡过黄河，发起东征。战役初期进展不小，关上、蓬门、兑九峪等地相继发生战斗，阎锡山部队承受了较大压力。
但蒋介石很快调兵增援，山西战场的敌我力量对比迅速改变。红军既要作战，又要面对黄河封锁和后方补给不足。到1936年5月，部队回师陕北。东征没有达到预期，却扩大了抗日宣传，也使红军更加明确：单靠军事突围，很难彻底摆脱困局。
与此同时，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根据地所承受的压力依旧沉重。1936年11月，西路军奉命向河西走廊行动，试图打通同苏联联系的通道。由于敌情、补给、兵力配合等方面均不理想，西路军后来遭受严重损失，部队大部失散或牺牲。
这场挫折说明，红军虽然经受过长征锻炼，却还没有强大到可以长期承受多面围攻。徐向前后来分析这段历史时，强调过一个重要事实：红军的生存能力是在多年斗争中形成的，并不是依靠某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事件才出现。
西安事变之前，东北军将领张学良、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已经同中共展开接触。两人都反对把主要力量消耗在内战中，也赞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在陕北周围的军事部署，始终受到内部牵制。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经过谈判，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西安事变由此和平解决，国共关系出现重大转折。
它给红军带来的变化十分直接。持续围攻暂时停止，红军获得了喘息和整编的机会；陕甘宁边区建立后，部队的粮食、兵员和社会动员条件逐步改善。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战场。
那么，没有西安事变，红军是否就必然失败？徐向前的判断并不悲观，也没有把红军的转机全部归于这场事变。红军已经有了成熟的组织体系、丰富的游击经验和严密的群众工作基础；东北军、西北军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会继续限制“剿共”行动。
不过，不能因此低估西安事变的作用。它让停止内战的进程突然加速，改变了蒋介石的政治选择，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扫除了关键障碍。没有这场事变，红军未必不能生存，却很可能要在更长时间内承受围困，付出更大的兵力和物资代价。
徐向前的分析之所以中肯，就在于既看到了外部机遇，也没有忽略红军自身的积累。西安事变是一次重要转折，却不是红军命运的唯一支点。真正支撑部队走出险境的，仍是长期斗争形成的组织力量、战略调整和对复杂局势的准确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