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曰佩：清代“铁面御史”的著述与遗疏
何曰佩，字缙华，号苍水，广东德庆州六都（今凤村镇）人，后举家迁居州城。乾隆九年（1744）中式举人，二十二年（1757）成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累官至大理寺少卿。为官清廉正直，誉为“铁面御史”，嘉庆间入祀乡贤祠。生平著述颇丰，惜多散佚。
何曰佩出身佛果何氏，为衍周公曾孙。佛果何氏为德庆望族，宗族繁衍，代有闻人。曰佩少年丧母，哀毁尽礼，庐墓三月，乡里感其孝行，名其所居曰“孝子庐”。其天性笃孝，自幼砥砺品行，为日后立身朝堂、持正不阿奠定了根基。后举家由凤村迁往德庆州城，便于求学交游，眼界亦随之开阔。
乾隆九年（1744），何曰佩中式举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丁丑科成进士，列第三甲，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由翰林出为言官，何曰佩历任京畿道御史、河南道御史，转礼科给事中，升掌印给事中。后累迁鸿胪寺少卿、通政司参议、太常寺少卿，官至大理寺少卿。其仕履由词臣而台谏，由台谏而卿寺，遍历清要之职。乾隆五十年（1785），朝廷举行千叟宴，何曰佩以鸿胪寺少卿身份与宴，时年六十三。《钦定千叟宴诗》载其与宴诗，中有“恩赐老觉精神更抖擞，归为乡党说奇观”之句，又云“少卿竟遂出关愿”，以汉郭丹、宋郭雍比之，其后获乾隆皇帝厚赏，在召见时被详细询问家世，君臣相谈甚久，后又随侍御驾巡幸盘山。此后不到两年间，他连续升迁为通政司参议、太常寺少卿，乾隆五十一年（1786）晋大理寺少卿，政绩卓著，在京城流传何曰佩“两岁三迁”的佳话，成为肇庆府士人楷模。
德庆地方文献称何曰佩“为官不慕虚名，不为私利”，乡邦更以“铁门限”誉之。所谓“铁门限”，盖言其守门如铁，请托不行，贿赂不通。清代官场，言官之职在于纠弹百官、肃清风纪，而何曰佩历任御史、给事中，当言路之任，能持正不阿、秉公执法，实属难得。从现存奏疏亦可窥见其为官风格。乾隆四十六年（1781）八月初一日，时任礼科掌印给事中的何曰佩与巡视中城给事中富盛联名上奏，处理一桩涉及六万三千五百余两白银的商民控案。案中天津县袒护人犯、拒不解送，何曰佩等直言“其中显有袒护情弊”，请旨交刑部提犯审讯，并将“掯不发解之天津县交部照例办理”。此疏措辞果决，直指地方官徇情枉法，足见其敢言任事之风，亦不负“铁门限”之誉。
何曰佩生平著述，据载有《西游诗草》四卷、《赋》一卷、《何苍水奏疏》八卷，然皆散佚，未能流传于世，殊为可惜。《西游诗草》为何曰佩前往廉州府灵山县途经广西时所作诗稿。灵山地处粤西，与广西接壤，由德庆赴灵山，溯西江而上，经广西境内，山川风物、行旅感慨皆入吟咏。此集仅有稿本，未及刊刻成书，流传不广，故后世难以辑佚。其诗虽不传，然以其翰林出身、文名素著，当不乏佳篇，今已不可得见，诚为憾事。《赋》一卷，体裁未详，或为馆阁课艺之作，或为纪胜抒情之篇，今亦不可得见。《何苍水奏疏》八卷，为何曰佩将平日所上奏疏汇编而成。奏疏因属公文，往往在宫廷档案中另有存档，故虽个人文集散佚，仍有可能从宫廷档案中辑出。中国台湾“故宫博物院”即藏有数份何曰佩上奏的奏疏原件，为研究其政治思想与为官事迹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亦可补《何苍水奏疏》散佚之阙于万一。
以下为乾隆四十六年（1781）八月初一日何曰佩任礼科掌印给事中时所上奏疏原文，与同是巡视中城给事中的富盛联名。此疏现藏于中国台湾“故宫博物院”，为研究何曰佩为政风格与乾隆朝京师司法制度的珍贵史料。
巡视中城给事中臣富盛、臣何曰珮跪奏，为奏闻事。
七月初六日，有捐职布政司理问陈永年呈控冯廷元、宋伯安等串谋朋吞等事到臣衙门，臣等当即批交指挥章钰拘讯。于初七曰，据该指挥将案犯宋伯安、汪颖川、周鸣岐并原告陈永年录供详解前来，臣等当堂审讯。
缘陈永年于三十九年出本银一万八千六百两，交给冯廷元等贩粮生理，议定赔赚四六分股，一年一算，四十一年算明陈永年名下应分余利六千五百两，仍交冯廷元等作本行运。陈永年又陆续代借本银三万八千四百余两。自四十一年以后，屡催冯廷元等算账，推诿不算，本利不见，是以赴案呈控等情。
及讯之宋伯安、汪颖川等，佥供系冯廷元领本经手根账合同，现在天津，只求问冯廷元等语。臣等当即饬该指挥移关天津县，将应质之冯廷元等七名关提质讯，根账粮担暂行封贮去后。
今于七月二十八日，据该指挥详称：准天津县移覆，内称冯廷元等现不能赴京质讯，又称必须陈永年等到津方可结算等语。
臣等查陈永年呈控冯廷元等串谋朋吞本银多至六万三千五百余两，如果属实，则冯廷元等有朋吞应得之罪，若系涉虚，则陈永年有诬告反坐之条。天津县并不将人犯解送，仅代冯廷元申诉移覆，其中显有袒护情弊。
除将宋伯安等解交刑部外，理合奏明请旨，勅交刑部提犯审讯，并将掯不发解之天津县交部照例办理。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初一日。
此疏所涉案件，起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捐职布政司理问陈永年出本银一万八千六百两，交冯廷元等贩粮，议定赔赚四六分股。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结算，陈永年名下应分余利六千五百两，仍交冯廷元等作本营运。此后陈永年又陆续代借本银三万八千四百余两，本利合计六万三千五百余两。然而自四十一年以后，陈永年屡催算账，冯廷元等推诿不算，本利不见，遂于四十六年（1781）七月初六日赴巡视中城衙门呈控。何曰佩等接案后，当即批交指挥章钰拘讯，将宋伯安、汪颖川、周鸣岐等案犯及原告陈永年录供详解。经审讯，众犯供称冯廷元领本经手，根账合同俱在天津。何曰佩等即饬指挥移关天津县，将冯廷元等七名关提质讯，根账粮担暂行封贮。然而天津县移覆称冯廷元等不能赴京质讯，又称必须陈永年等到津方可结算，实则拒不解犯。
何曰佩等在奏疏中指出，此案本银多至六万三千五百余两，如果属实，冯廷元等有朋吞之罪；如果涉虚，陈永年有诬告反坐之条。天津县不将人犯解送，仅代冯廷元申诉移覆，显有袒护情弊。因此请旨交刑部提犯审讯，并将拒不发解的天津县交部照例办理。此案虽仅为何曰佩任内众多奏疏中之一份，然其办案之缜密、执法之严正，已可见一斑。从接案、批讯、移关到奏闻，程序井然；对原被告双方皆存不偏不倚之态度，以事实为依据，不以身份为轻重；对地方官徇庇之弊敢于直言纠弹，不负言官之责。清代京师五城御史及巡城给事中负责审理京师地区词讼，此案正可反映这一制度的运作实态，而何曰佩之持正执法，亦在其中得到生动体现。
何曰佩以孝行闻于乡里，以科目显于朝堂，以风节著于台谏，以著述传于后世。虽其诗文奏疏大多散佚，然“铁面御史”之名载入《大清一统志》，千叟宴之荣存于宫廷档案，乡贤祠之祀彰于国史，其人其政，已足为岭南士大夫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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