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2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上再次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旧敌国条款”，理由是日本加入联合国70年来一直以“和平国家”身份参与国际事务，1945年留下的制度安排已经不合时宜。
可把时间往前推一个多月，8月15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又参拜了供奉有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再看军事层面，2026年度日本防卫力整备计划对象经费达到9.04万亿日元，第15旅团准备升级为第15师团，25式地对舰导弹等远程防区外武器也已开始列装。
日本希望外界用“战后和平国家”重新认识自己，但历史记忆与军事能力变化又不断给周边国家增加新的疑问。要看懂这种矛盾，时间确实要往前推一千多年。
公元663年的白江口之战，是理解日本国家战略调整能力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
当时唐朝、新罗联军击败了支援百济复国势力的倭军，日方遭遇严重失败。现代研究根据《日本书纪》等材料指出，唐军水师约170艘，日本方面则投入大规模远征力量。
战后，日本没有马上再次发动对外战争，而是在九州方向加紧修筑水城、山城等防御设施，防范唐、新罗力量继续向东推进。换句话说，这场战败首先带来的不是所谓“复仇计划”，而是一次强烈的安全冲击，统治集团突然发现，自己面对大陆强权时存在明显的军事和组织差距。
在我看来，这段历史真正值得研究的地方，是日本面对明显实力差距时，很少满足于承认差距，而是会迅速研究对方为什么强、自己缺什么，再把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能力建设。这个特点本身没有善恶，可一旦国家能力增长以后，政治目标往哪个方向走，结果就会完全不同。
到了16世纪末，日本所处的状态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丰臣秀吉基本完成国内统一后，1592年发动侵朝战争，现代学界普遍认为，他的战略目标远不止占领朝鲜部分领土。
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多项研究指出，秀吉希望以朝鲜半岛为通道进攻明朝，并试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新区域秩序；他甚至向台湾、菲律宾以及葡萄牙、西班牙势力发出带有臣服要求和军事威胁意味的信息。
这一时期日本国家能力的增强，已经从“避免被强国压制”转向“自己成为改变地区秩序的一方”。这场战争最终没有实现秀吉的目标，明军介入、朝鲜军民持续抵抗，加上战争长期化以及1598年秀吉去世，日本最终撤军。
但这段历史说明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国家善于学习、善于改革并不可怕，真正决定后果的是能力被什么战略目标支配。
当“追赶强者”与扩大地区影响力结合在一起，国家能力就可能从改革工具变成对外扩张工具。因此，不能把白江口和丰臣秀吉简单写成同一个秘密计划，却可以看到一种变化轨迹，日本对外部力量格局高度敏感，而当自身实力和国内政治条件改变以后，对外目标也可能随之变化。
到了明治时期，日本学习的对象从中国更多转向欧美列强。工业化、征兵制、现代财政和军事改革迅速提高了日本国家动员能力，但日本也进入帝国主义扩张轨道。
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日军攻占旅顺后制造大规模屠杀。人民网援引相关史料和日本方面记载称，1894年11月22日至25日，旅顺约2万中国平民遭到杀害，能够幸存并被留下处理尸体者只有36人。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侵华日军又制造持续40多天的南京大屠杀，中国国家公祭相关资料认定30多万同胞遇难。
近代史真正给中国留下的教训并不是“日本一千多年只有一个想法”，而是当国家能力、军国主义政治和帝国扩张目标结合到一起时，学习和追赶积累出来的能力可以转化成极其严重的侵略后果。
历史记忆之所以一直影响今天，不是因为亚洲国家拒绝日本变化，而是因为这种变化曾经真实地付诸战争，并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地区灾难。
进入2026年，日本当然已经不是1930年代的日本。日本今天实行民主制度，政府公开强调和平国家身份，并把军事能力建设解释为应对所谓“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
日本防卫省在2026年白皮书中把朝鲜导弹、中国军事活动、俄罗斯等列为安全压力，并强调自卫队建设目的是加强威慑与防卫。把今天直接等同于军国主义时代，并不符合制度现实。
但周边国家为什么依然会提高警惕？因为讨论军事政策不能只看政府怎么解释，还要看能力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
2026年度日本防卫力整备计划对象经费已经达到9.04万亿日元，同比增长3.9%；防区外防卫能力一项就安排约9733亿日元，包括25式地对舰导弹、25式高速滑空弹、极超音速导弹等。
3月31日，日本首次正式向部队部署国产远程防区外导弹，日本防卫省同时明确表示，这类能力不仅用于在威胁圈外攻击侵入舰艇和部队，也可用于其所定义的“反击能力”。
南西方向的部队结构也在调整，日本2026年防卫白皮书明确提出，把负责冲绳方向的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改编为第15师团，同时增加长射程导弹部队、海上运输和无人作战能力。
从这个细节判断，争议焦点已经不是“日本有没有军队”这么简单，而是其军事能力边界正在从传统的近岸拦截，进一步扩展到更远距离的发现、跟踪和打击。
日本政府称这是防御和威慑，但对经历过日本侵略的中国、韩国等周边国家而言，军事能力持续外延、历史争议又长期存在，自然会形成更高程度的战略敏感。
问题在于，一个国家摆脱历史制度标签是一件事，让遭受过侵略的邻国重新建立充分信任则是另一件事，而这两件事在日本身上推进的速度并不一致。
2026年8月15日，小泉进次郎以防卫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高市早苗则送上祭祀供品，中韩均公开表达不满；靖国神社供奉的战争死者中包括14名甲级战犯。
教材问题同样持续制造争议，新华社2025年实地调查日本初中教材时发现，有教材将1937年卢沟桥事变描述为“日中两军发生武力冲突”，还有教材写成日军演习期间“遭到不明枪击”后双方交战，中方媒体和学者由此批评相关表述淡化日本侵略责任。
日本国内对此并非只有一种声音，也存在长期反战和反省战争责任的社会力量，但这些争议持续存在，就意味着日本每扩大一步军事能力，都更容易被历史记忆放大。
日本希望国际社会更多按照“战后和平国家”和“正常国家”的身份理解自己，同时又持续扩大远程军事能力；周边国家则要求日本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与这种身份转型相匹配的稳定态度和透明度。
双方的判断差异并不意味着战争必然发生，却很容易形成安全困境，日本说自己增加能力是为了防御，中国看到的是远程打击和西南方向兵力增加；日本强调摆脱战败国标签，中国更关注靖国神社和历史教材。这种认知落差如果长期扩大，本身就会成为地区安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