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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圈儿
不算土匪流氓这些“第三社会”里的人，文人离监狱的距离，总比旁人近那么一点，越是有才华的，危险似乎越大。
也有人反过来讲，正是这点危险成就了他们，让他们写出传世的诗文——所谓“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这一篇要说的苏轼，就是这么一个人。
苏轼做官一生，始终不知道“站队”为何物，一张嘴图痛快，总有话说：朝廷不变法他不满，变了法他更不满；等到反对变法的一派上了台，尽废新法，他还是不满意——当然这是后话了。这么一张嘴，一辈子不改，摊上文字狱，委实也叫“罪”有应得。他那张嘴里，从来就没有“看情况”这三个字。
所以他在湖州任上屁股还没坐稳，御史老爷的弹章就接二连三递到了神宗皇帝手里。先是御史何正臣，接着是御史舒亶，再是御史台的领班、御史中丞李定。三个人的章子一封接一封，前赴后继，摆出的架势，是非要把这件事办成一桩铁案不可。御史多，罪名就多，总有一款合用。
苏轼被逮到东京汴梁，关进御史台受审，人称“乌台诗案”。这个名字有来历。《汉书》朱博传里说，汉朝的御史府柏树森森，常有成群的野乌鸦栖在树上，朝出暮归。人们就把御史台叫作“乌台”——这里头，大概还带着骂御史们一句乌鸦嘴的意思。一个案子摊上这么个名字，也就注定了不好听。
他在仅能容身的临时牢房里，一呆就是四个月零十二天，几乎每天都被逼着交代自己写过的所有可疑诗文的出典、用意和去向。一本参考书都不给，全凭记忆。写诗是一时兴起，审诗却得一五一十，每一句都要有交代。人在牢里，脑子还得当书用。
御史老爷们拼命从他的诗里找微言大义。他有首咏老桧的诗，两句是“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惟有蛰龙知”，无非是说树根扎得深；可审案的御史认定这是影射，说“蛰龙”的用意，就是蔑视“飞龙在天”的皇帝。一句写树根的诗，就这么被读成了杀头的罪。
找大罪名的同时，生活细节也没被放过。从道德上把被整的人搞臭，是所有政治案件的惯例。于是连他借朋友的钱没来得及还、托朋友裱画没有付钱，这样的小事都被挖了出来，一条条当罪状上报。钱不多，事也不大，可凑在一起，就凑出了一副不像好人的样子。
凡跟苏轼有过文字交往的人，都自叹晦气，必须交出他的诗文和书信，找不到就有包庇的罪过。一时间翻箱倒箧，鸡飞狗跳，众文人被搅扰不说，还要被罚铜；连死去多年的欧阳修的家人，也不能幸免。一个案子办下来，倒像是在查整个文坛的往来账。
苏轼跟儿子约好：没什么事就送肉和菜，有事就送鱼。这是爷俩定下的暗号。有一次，儿子苏迈因急事外出，托朋友代为送饭，朋友好心，做了几条鱼送进去。苏轼一见那鱼，以为自己难逃一死，鱼也没吃，连绝命诗都做好了。后来才知道，是一场虚惊。一场虚惊，也够把人吓掉半条命。
还有更早的一笔。沈括做两浙察访使的时候，在杭州跟苏轼来往很密，临走特意讨要了几首近作，说是留个纪念；回过头却逐句加上“注释”，附在自己的考察报告里，交给了皇帝。当时没有兴起大狱，可对后来苏轼的遭难，不能说没有一点铺垫。当面是朋友，回头是材料。
案子一发，旧党人士连声抗议，连偏向新党的宰相吴充也劝神宗赦了苏轼；连王安石都上过书营救，新党的另一根柱子章惇，也出来替他说话。新党旧党，平日本来吵得不可开交，这会儿倒在他这件事上凑到了一处。这份情面，他大概到死都记着。
这里头当然有私仇。御史中丞李定讨厌苏轼，除了政见，骨子里还有一笔旧账——苏轼曾经攻击他不为母亲服丧。服丧是那个年头的大节，这话一出口，杀伤力是够大的；这笔账，李定自然记着。如今苏轼自己撞到御史台手里，送上门的旧仇，没有不报的道理。所以李定办这个案子，格外上心。
可光有私仇，办不成这样的大案。北宋一朝，君权最弱，为了防军人暴政，养成了优待士大夫、“不以言罪人”的传统，皇帝想凭“乾纲独断”推行变法，往往流于形式。要打破这个局面，神宗需要在政治上有个突破——这时候，御史台刚好盯上了苏轼。盯上他的，不只是李定一个人的私心。
个别御史的意见可以不理，但御史台整体的声音，皇帝必须重视，何况这声音恰好又是他需要的。所以尽管皇室上下都喜爱苏轼，皇帝自己也未必不看重他的才，为了大局，苏轼还是得做这个牺牲。皇帝未必恨他，可皇帝要的东西，正好可以由他去给。
最后的罪名，皇帝把最重的那一条——针对皇帝的恶毒攻击——否决了。只以反对新政，把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许签署公事，等于“挂”了起来。黄州那阵子他倒清闲，四处闲逛，跟渔夫酒徒厮混，还在江边的东坡上开了一块地，自命“东坡居士”，烧出了东坡肉。
苏轼在贬谪黄州期间，其侍妾朝云为他生下一子，他做了一首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害到公卿。”放在历史长河里看，苏轼还算幸运：早生几年落在五代武夫手里，晚生几年落在蒙古人的马蹄下，他大概就没机会发明东坡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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