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吉林德惠城外，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连续组织进攻。炮声响了起来，战士们却发现，眼前的敌军阵地并没有像预想中那样迅速崩溃。几天激战之后，攻城部队伤亡增加，德惠仍在国民党守军手中。
这场失利，后来被反复提及的，并不是兵力不足，而是优势没有形成拳头。战场上，数字看着很漂亮，真正落到阵地前，却未必能换来胜势。
当时的德惠，是长春外围的重要据点。东北民主联军南下作战后，长春以外不少据点相继被拔除，德惠逐渐成为一座孤立城池。正因为如此，部分指挥员对守军的抵抗意志估计不足，认为只要集中兵力猛攻，城防很快就会被撕开。
可德惠并不是一座毫无准备的县城。守军依托城墙、街巷和既有建筑修筑工事，在城外设置碉堡、交通壕和铁丝网，形成了相互支援的防御体系。平坦地形对进攻者尤其不利，部队缺少隐蔽物，接近阵地时容易暴露在火力之下。
守城的国民党部队也不能简单视作乌合之众。新一军等部队在抗日战争中积累了作战经验，装备和火力条件较好，尤其擅长利用工事进行防御。孤城并不等于弱敌，援军可能赶来，守军也可能顽强固守，这些因素都需要在战前充分估计。
承担主要攻击任务的，是洪学智指挥的第六纵队。纵队所属第十六师、第十七师和第十八师，都是经历过多次战斗的部队。为了加强攻城力量，上级还配属了炮兵，投入的火炮数量相当可观。从纸面上看，进攻方在兵力上占据优势，火力也不算薄弱。
问题恰恰出在“有火炮”与“会使用火炮”之间。
战前分配火炮时，部队采取了较为平均的办法。几个师各得一部分，似乎公平，实际上却把有限的火力摊薄了。每个方向都得到了一些支援，却没有哪个方向能够集中炮火，连续摧毁敌军的核心工事。
刘亚楼后来批评洪学智，所说的“司务长发衣服，一人一套”，正是针对这种平均用力的做法。司务长发衣服，讲究人人有份；打仗却不是分东西，不能只求表面上的均衡。刘亚楼的意思很直接：“火炮不能这样平均分，关键时候要集中使用。”
这句批评并非针对后勤工作本身，而是借司务长发衣服作比喻，指出指挥员没有把有限力量用在最要害的地方。战场上，形成局部优势往往比处处照顾更重要。若每个方向都只是“差不多”，敌军就有机会逐点防守。
更麻烦的是，步兵和炮兵之间的协同并不紧密。炮兵不知道步兵何时接近，射击延续与停止缺少准确衔接；步兵也无法掌握炮火准备的具体情况，往往等不到火力充分压制，就不得不向前推进。炮火与突击脱节，火炮数量再多，也难以转化为突破力量。
战斗中，第十七师等部队在外围进攻受阻，伤亡逐渐增大；第十六师、第十八师也受到守军火力压制。此时若继续分散投入兵力，便容易陷入消耗。随着守军得到增援，东北民主联军最终停止攻击，德惠战役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这次失利还暴露出另一个问题：对城市攻坚的困难认识不足。第六纵队此前更熟悉野战和运动战，面对有组织的城防体系，必须依靠周密侦察、分段突破、火力压制和后续巩固，不能把攻打孤立据点简单理解成围点猛攻。
洪学智对此负有指挥责任，但不能因此抹去他长期以来的军事贡献。1913年出生的洪学智，早年参加革命，红军时期就承担过筹粮、运输、后方管理等任务。长征及其后的战争岁月里，他既带过部队，也长期处理复杂的后勤事务，逐渐形成了重视组织、保障和协同的指挥特点。
有意思的是，正因为洪学智熟悉后勤，刘亚楼才用“司务长发衣服”这个比喻批评他。两位将领关注的其实是同一件事：部队手中的资源有限，指挥员必须分清主次，把兵力、炮火和时间集中到决定战局的突破口上。
德惠战役之后，东北民主联军进一步总结城市攻坚经验，逐步改进炮兵集中使用、步炮协同和突破口选择等问题。战场上的成败，往往不只取决于勇敢与否，也取决于能否把分散的力量拧成一股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