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底，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为一幅古画召开了两天研讨会。这幅画名叫《溪岸图》，一九九七年入藏大都会，被馆方作为五代大师董源的真迹收藏，价码不菲。麻烦在于：一批眼光毒辣的专家看过之后断言，这不是一千年前的董源，而是二十世纪的张大千伪造的——换句话说，大都会重金买下的"千年国宝"，可能出自一位公认的造假高手之手。
咬定作伪的一方，是徐邦达、启功和加州大学的高居翰；坚持真迹的一方，是方闻与陈佩秋；谢稚柳已在两年前去世，生前认定它是董源真笔，其夫人代为坚守。
争到最后，焦点落在张大千身上：这幅画五十年代经张大千之手售予王己千，再辗转进了大都会，而作伪对于张大千而言，早已是一门生意。
张大千作伪这门生意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时的上海画坛，石涛是硬通货，张大千便靠临石涛起家，专挑大主顾下套。据徐邦达生前讲述，地产大王程霖生是头一批上钩的人：重金购进的"石涛"曾得黄宾虹这等眼力的大家首肯，程霖生还到处夸耀，后来才陆续被点破是张大千仿笔。程霖生死后藏品星散，"石涛大王"库房里究竟混进多少大千仿品，成了收藏界几十年的心病。
画坛还流传一个更具戏剧性的版本：陈半丁请张大千看自己珍藏的石涛册页，张大千翻完说是他早年手笔，陈半丁气得当场把册页撕了。
这些段子口耳相传多年，细节已难尽考，但张大千仿制石涛骗遍南北，是鉴定界公认的事实。
他本人对此从未真正羞愧。晚年有记者采访，他坦然承认早年靠此谋生，大意是说：我临的石涛，有时比石涛自己画得还好。
后来专治张大千研究的傅申写《张大千的世界》，给他的定位是：最出色的模仿者，也是鉴定界最持久的噩梦。
如果说造假是手艺问题，一九四一年秋到一九四三年的敦煌之行，则是一桩吵了八十年的公案。
当年，张大千携家带口在石窟里一住两年七个月，得到于右任等人支持和官方拨款贴补，临下二百七十余幅壁画；一九四四年起，临摹展在成都、重庆相继展出，轰动一时，"敦煌"二字由此广为人知。
然而，张大千临摹的手法，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
在榆林窟，他发现有的洞窟壁上覆盖着西夏人重绘的涂层，便令人剥去表层，以下层唐画为粉本进行临摹。一九四二年，北大教授向达随西北史地考察团到敦煌，与张大千同窟，考察日记里对张氏的作法颇多讥评：所雇喇嘛徒工作业粗率，为摹底层而剥损表层的做法，更令他深以为虑。当时同在窟中的谢稚柳，后来多次为老友辩护，称剔除浮土方使千年唐画重光，功大于过。八十年代以后，大陆美术界重启清算，"破坏壁画""盗卖国宝"两顶帽子一齐扣了上来。骂战最凶时，很多人忘了，最早把这批壁画系统临摹保存下来的人也是他。
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时，张大千随身带走二百余幅古书画，文化界朋友挽留，他没有接话。
这批东西此后的去向，最见张大千的精明。一九四五年，他在北平以五百两黄金外加二十幅古画，从琉璃厂玉池山房老板马霁川手中抢下《韩熙载夜宴图》；六年后的一九五一年，经香港银行家徐伯郊居间，周恩来批示，他以两万美元把这幅画让与国家。杨仁恺在《国宝沉浮录》里记下他的意思：此画终当归之国家。
但是这同一双手，又把《溪岸图》那类说不清道不明的"古画"推向了美国市场。
一边做足爱国人情，一边做足市场买卖，两岸之间的张大千，把这种精明用到了极致。
北京方面从五十年代起就没断过递话的人，他自己也多次透过香港表达归乡之念。据台湾近年公开的研究与档案，七十年代末，台北当局一度动过让他充当两岸信使的念头，经张群等川籍元老接触试探，终因两边条件都谈不拢而作罢。
一九六六年风暴一起，张大千留在大陆的妻儿家小尽数卷入风浪，据说连北平旧居也被抄，杨宛君挨了批斗。消息辗转传到海外，据身边人说他哭了，从此把归期彻底埋在心底。
私生活上，张大千一生的多情，最后都由女人付了账。
一九二七年，他在京都结识年方十五的艺伎池春红，金屋藏娇，两年后因兄长反对和经济压力送她回朝鲜，他后半生不断在画上题"春红"二字，算是长情，也算一种不必负责的怀念。
一九四三年，成都少女徐雯波以他女儿张心瑞同窗的身份登门学画，四年后嫁了他，舆论哗然，成都茶馆里把"女儿同学当新娘"嚼了无数回。而陪他捱过北平软禁岁月的杨宛君，一九四九年后留在大陆历经冲击；给他生下八个孩子的黄凝素，五十年代初与他在上海办了离婚，晚境凄凉，其女张心玉的忆文里，写她靠做针线度日。
泼彩是张大千晚年最大的争议。一九六五年前后他创出泼墨泼彩，七十年代初眼疾日重，画风更趋简率；有人说他目昏之后借泼彩遮丑，有人说那是开宗立派，他自己咬定是直承唐人王洽。
一九七六年他定居台湾，画价被权势之辈炒成天文数字，求画者里不乏巴结蒋家的人，当时艺术圈讥讽他的画快成官场通货，他照单全收；七十年代末，他把六十余幅敦煌临摹品捐给台北故宫，名利两头落袋。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日，张大千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
据家人回忆，他留下过将来分葬故土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