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湖北军区驻地，王宏坤接到四野发来的通知，任务并不是熟悉的地方工作，而是统一指挥数个主力军，进入鄂西围歼宋希濂部。面对近20万人的作战集团，这位长期负责根据地建设和地方武装的将领，提出的第一句话却是：“兵力不必这样多，一个军也能打。”
这句话听着反常，背后却有很强的战场判断。王宏坤并非没有大兵团作战经历，只是抗日战争以来，他更多承担的是后方组织、地方武装、后勤保障和根据地建设等任务。与陈赓、陈锡联、杨勇等长期在一线率部冲杀的将领相比，他的指挥风格更重视灵活、迅速和因地制宜。
王宏坤早年参加红军，长期在鄂豫皖根据地活动。抗战时期，他担任过八路军一二九师供给部部长、太行军区后勤部门负责人，后来又参与地方军政工作。这样的经历，使他十分清楚一支部队要在山区行动，粮秣、道路、通信和火力配置缺一不可。
解放战争后期，他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中原战场工作。1949年渡江战役前后，随着战局迅速变化，桐柏军区完成历史任务并撤销，王宏坤转任湖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名义上是地方岗位，实际上湖北仍处于接管、剿匪和追歼残敌交织的阶段，任务一点不轻。
当时，宋希濂指挥的国民党军主力退入鄂西。这个集团虽有十万余人，但经过连续败退，内部成分复杂，士气已经明显下降。对解放军而言，真正棘手的不是正面硬拼，而是鄂西山岭纵横、道路狭窄，敌军一旦分散逃跑，重兵集团很容易变成彼此拥挤的追兵。
林彪的部署，是调集第四十二军、第四十七军、第五十军，以及湖北军区两个独立师，组成规模庞大的追歼力量，交由王宏坤统一指挥。按当时四野的编制，一个军往往下辖四个师，兵力多达五六万人。三个军加上地方部队，确实接近20万人。
王宏坤没有被兵力数字鼓舞，反而盯住了地图上的山路。他判断，部队过多会拖慢速度，还可能把敌军从一个方向挤向另一个方向。与其层层推进，不如以少量主力堵住要道，再从两侧形成钳形合击，让敌军无处转移。
有意思的是，这个意见虽然得到重视，整体部署却没有完全改变。大部队仍按计划向鄂西推进，王宏坤也只能在既定框架内调整指挥。作战中，第四十七军从桑植方向迂回，准备切断敌军向川、黔地区撤退的通道；第四十二军、第五十军担负主要压迫任务，湖北军区两个独立师则由参谋长张才千指挥。
战场很快证明了王宏坤的担忧。地方部队熟悉山地，行动轻快，追击速度较快；主力军携带火炮等重装备，翻山越岭十分迟缓。敌人发现解放军兵力过于集中后，并没有选择硬撑，而是不断寻找缝隙向外突围。大军的声势很大，追歼效率却未必同步提高。
第四十七军攻占恩施后，因敌军可能集中反扑，接到撤出或暂缓推进的命令，第四十二军和第五十军也被要求停止前进。两个独立师由于山地机动较快，一度没有及时收到停止行动的指令，仍在前方穿插追击。这种不完全按照统一节奏行动的做法，后来被批评为带有较浓的游击习气。
但从战果看，灵活行动也确实带来了机会。独立师在山区连续穿插，堵住敌军一部，随后王宏坤调集第四十二军、第五十军投入围攻。第二野战军第十一军也加入战斗，几支部队从不同方向压缩空间，最终歼灭宋希濂部数个师，战役取得胜利。
王宏坤并不否认战果，只是认为机会没有被完全利用。他判断，敌军当时已经失去组织大规模抵抗的能力，第四十七军若能继续保持追击态势，其他部队再从侧后方压上，宋希濂集团很可能遭受更大损失。敌军对第四十七军的牵制，在他看来，或许正是掩护主力脱逃的办法。
“鄂西不是兵越多越好。”这是王宏坤对这场战斗的核心判断。山区作战讲究速度，讲究谁先控制隘口和渡口，也讲究部队能否迅速转向。兵力优势只有转化为包围和截击，才真正有意义；若行军迟缓，数量反而会增加调度负担。
这场战役也折射出解放战争后期的一个变化：大兵团作战经验越来越丰富，但面对地方地形和溃退之敌，传统的正面推进未必是唯一办法。王宏坤从地方工作转入军区领导岗位，带着后勤和根据地建设中的细密眼光看战场，因而对“多兵力、大动作”始终保持谨慎。对他而言，指挥20万人并不等于必须把20万人全部压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