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胡适在《新月》杂志发表《我们走那条路》，提出了一个让当时学界炸锅的判断：危害中国的不是帝国主义，不是封建军阀，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鬼”。梁漱溟当场写信质问：“大家公认中国的第一大仇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您却认为不是，这有什么道理？”胡适的回答像一把刀：“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扣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
九十年过去了，这五鬼还在不在？贫穷，我们没有彻底消灭，只是换了一副面孔，从绝对贫困变成相对贫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角落。疾病，一场大疫已经教会我们，公共卫生体系的薄弱从来不是靠口号能补上的。扰乱，不必细说。而贪污，胡适当年说了一句极其刺耳的话：“贪污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特色……这个恶习惯其实已成了各种社会的普遍习惯。”这句话放在今天，依然让人坐立不安。
但胡适真正放在心尖上的，是五鬼之中的第三鬼——愚昧。他在多处文字中反复强调，愚昧才是一切的根源。而愚昧的本质是什么？胡适的回答只有四个字：拒绝启蒙。不是没有机会被启蒙，是主动拒绝。帝国主义再凶，是一把匕首；愚昧是民族自身的毒药，是慢性中毒，是日复一日的自我麻痹。
为什么会滋生愚昧？胡适在文章中总结了四条病因，每一条都像是提前写好的诊断书。
第一，不讲规则却空谈道德。 胡适说得很直白：“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空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这话不是骂谁，是在讲一个基本的制度逻辑：规则是底线，道德是上限。一个社会如果连底线都不守，却天天在嘴上追求上限，结果只有一个——面子上全是仁义道德，骨子里全是男盗女娼。
第二，不敢直面事实。 胡适的原话堪称手术刀级别的解剖：“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然后他补了一刀：“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一个不敢承认自己有病的人，任何药方都是多余的。
第三，野蛮与浅薄。 胡适给出了一个极简的文明检测法：“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这三条之所以锋利，是因为它们绕过了所有宏大叙事。一个社会怎么对待最弱势的人，怎么对待占人口一半的群体，怎么对待工作之外的时间，这三件事装不出来，也骗不了人。
第四，假大空盛行。 1919年，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直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他警告说，偏向纸上的“主义”极其危险，“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问题需要一个个解决，口号替代不了方案，激情替代不了能力。
这四条病因，今天读来没有一条过时。不讲规则的社会依然在空谈道德，不敢直面事实的风气依然在蔓延，对待孩子、女人和闲暇时间的方式依然在暴露一个社会的底色，假大空依然比真问题更有市场。
胡适提出“五鬼闹华”的时候，同时代的人几乎都在强调“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不是说外部压力不存在，而是当所有问题都被归咎于外部时，自身的愚昧、落后和制度缺陷就被巧妙地豁免了。胡适看到的是一层更深的东西：阻碍一个民族强大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拒绝看清自己。
他曾对青年学生说过一句话，放到今天依然成立：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现状，敢说老实话。
自由独立的人格，才是一个社会对抗愚昧的终极防线。五鬼之中，其余四鬼都有药可医，唯独愚昧——如果一个人拒绝醒来，没有任何人能替他睁开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