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春，旅大地区的一份装备清单摆在军队干部面前。清单上的名称，已经不是熟悉的步枪、迫击炮，而是坦克、自行火炮和高射炮。苏军驻旅大部队即将撤离，这批成建制装备如何接收，成为摆在军队面前的一道新课题。
这不是普通的武器补充。苏军留下的部分装备，包括当时较为先进的坦克和火炮，足以把一个步兵师的作战方式完全改变。过去靠步兵穿插、火力掩护的打法，必须加入装甲突击、炮兵协同和车辆机动。
有人当时感叹：“这回接手的，可不是几箱枪械。”
另一名干部回答：“装备到了，能不能真正用起来，才是大问题。”
真正的难处，也正由此而来。机械化部队不是把坦克停进营房，再给步兵换一身新军装。人员要重新编组，驾驶员和射手要经过训练，通信、维修、补给都要另起炉灶，连指挥员的思维方式也必须变化。
当时东北地区拥有多支战功卓著的部队。第四野战军的老部队，长期承担重要方向的战备任务，其中第39军尤其受到重视。论传统、论战绩、论部队声望，第39军都具备接收这批装备的条件。
但军事部署不能只看资历。1955年的辽东半岛仍处于重要防御方向，第39军承担着较重的战备任务。如果把这样一支部队抽出来，集中进行装备改造和战术训练，势必会造成一段时间的战备空档。机械化改编需要时间，这个时间又不能从防线上硬挤出来。
这正是第39军没有成为第一机械化师的重要原因。不是战斗力不足，恰恰是因为任务太重、位置太关键，难以承担大规模调整带来的暂时性影响。对于当时的军队建设来说，战备稳定和现代化试验必须同时兼顾。
于是，视线转向了第64军。该军驻地距离装备接收区域较近，部队基础扎实，调动和整编相对便利。更重要的是，第64军所属部队中，第190师表现出了较强的组织能力和过硬的战斗作风。
第190师并非红军时期形成的老部队，其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按传统资历衡量，它并不占优势。但在解放战争中，这支部队打出了自己的名声，官兵在恶战中的执行力和承受力十分突出。
据有关军史资料记载，第64军在解放战争时期涌现出的特等功臣，多集中于第190师；全军获得大功的人员中，第190师也占有相当比例。这些荣誉并非纸面上的排列，而是经过长期战斗检验形成的结果。
选择机械化部队，不能只挑最有名的番号，还要看部队能否接受新的训练体系。第190师的优势正在这里：它有较强的战斗传统，又没有被某种固定战法完全束缚。面对坦克、火炮和车辆带来的新变化，改编阻力相对较小。
部队确定后，师级主官的人选同样受到重视。机械化师规模大、装备复杂，师长既要懂作战，也要有学习新技术的能力。经验固然重要，但如果只会指挥传统步兵，面对装甲兵、炮兵和通信兵的协同，难免捉襟见肘。
经过考虑，吴忠进入了任用范围。吴忠出生于1921年，1955年授少将军衔时为34岁，属于当时较年轻的高级将领。他早年参加革命，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接受过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考验。
吴忠的特点，不只是年轻。更关键的是，他既有基层部队经历，也有较强的组织和学习能力。对于一支刚刚开始机械化建设的部队来说，主官不能只做行政管理者，还要亲自推动训练转型，解决装备、人员和战术之间的磨合问题。
第190师改编后，训练内容迅速发生变化。坦克乘员要熟悉驾驶和射击，步兵要学习如何伴随装甲车辆行动，炮兵必须掌握快速转移和协同射击，通信与维修分队也承担了过去没有的任务。部队的每一次机动，都比传统步兵训练复杂得多。
有意思的是，机械化改编并没有让步兵传统失去意义。坦克需要步兵掩护，步兵需要装甲火力支援，炮兵还要根据前沿变化及时转换目标。真正的机械化，不是某一种武器唱独角戏，而是多个兵种形成整体。
同年，部队参加辽东地区的相关演练。坦克集群、炮兵火力和步兵行动开始按照统一计划展开，这种训练虽然还带有摸索性质，却标志着人民解放军陆军建设迈入了新的阶段。第190师由此成为全军第一个机械化师。
这次改编的意义，还在于它提供了一套可供总结的经验：装备接收只是起点，编制调整、干部培养、技术训练、后勤保障和战术研究，缺一环都难以形成真正的战斗力。第190师承担的，实际上是一次全军性的探索。
1961年，随着部队体制调整，第一机械化师的番号撤销，部队恢复为第190师，后来又重新归入第39军序列。番号发生了变化，但那段机械化建设经历并未消失。它留下的训练经验和组织经验，成为人民解放军装甲机械化发展过程中一段重要的实践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