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柏林，海因里希·希姆莱批准成立“生命之源”协会。它挂在党卫队体系之下，表面上负责帮助符合纳粹标准的母亲和儿童，实际却把生育、血统与国家机器紧紧捆在一起。
这个计划并非一开始就等同于战时大规模掳掠。早期的核心做法，是设立产院和救助机构，为部分未婚孕妇提供隐蔽的生产场所，再由国家安排儿童的抚养或收养。看上去像社会救助，筛选标准却极其苛刻。
母亲必须证明自己具有所谓“雅利安”血统，身体健康，没有被纳粹认定的遗传疾病。孩子出生前后，还要接受身份审查。换句话说，能否得到帮助，不取决于贫困程度，而取决于血统是否被政权认可。
一战留下的创伤，为这类政策提供了现实背景。1914年至1918年间，德国损失了大量青壮年男性，许多家庭失去父亲，婚姻与生育结构受到冲击。战后经济困顿，住房紧张，养育多个孩子对普通家庭而言并不轻松。
出生率下降也与社会观念变化有关。年轻人推迟结婚，女性就业增加，城市生活成本上升，大家庭逐渐减少。德国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经历通货膨胀和失业危机，不少夫妻不是不愿生育，而是担心没有能力把孩子抚养成人。
纳粹上台后，没有把人口问题单纯看成福利和经济问题，而是迅速将它改造成种族问题。他们宣称德国需要更多“合格”的儿童，却把犹太人、罗姆人、残疾人以及被视为“遗传不良”的群体排除在外。
这种思路与当时欧洲流行的优生学有关。弗朗西斯·高尔顿提出的理论，后来被一些政治势力曲解为国家可以决定谁有资格繁衍。纳粹更进一步，把复杂的人类差异压缩成种族等级，并以法律形式推行强制绝育。
1933年，德国颁布《防止具有遗传性疾病后代出生法》，数十万人被强制绝育。由此可见，“生命之源”并不是孤立的生育措施，而是纳粹人口工程的一正一反：一边奖励被认可者生育，一边阻止被排斥者留下后代。
有意思的是，纳粹对婚姻伦理的态度并不稳定。传统观念强调家庭和婚姻，希姆莱却认为，只要男女双方符合血统标准，即使没有正式婚姻，也可以为国家生育儿童。党卫队内部甚至鼓励成员多生孩子。
一名工作人员曾问：“没有结婚，孩子的身份怎么办？”得到的回答是：“国家会照管，只要血统合格。”这类说法听起来像是在消除对未婚母亲的歧视，实际却是在削弱亲子关系，把母亲和孩子都纳入行政管理。
战争扩大后，计划性质发生变化。德国在挪威等被占领地区发现不少儿童符合其所谓的种族标准，于是采取强迫收养、转移和改名等措施。部分儿童被送往德国，由德国家庭抚养。由于档案残缺，具体人数存在争议，但被迫与亲人分离这一事实已有大量材料印证。
这也是该计划最残酷的地方。它并不把儿童视为有独立情感和权利的人，而是当成可以重新分配的“人口资源”。孩子被改名，原有语言和家庭记忆被切断，许多人直到战争结束多年后，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生命之源”计划的宣传，常把它描述成一座专门强迫女性连续生育的“生育农场”，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实际运作中，既有产院救助、收养安排，也有种族筛选和战时掳掠，地区之间差异明显。正因如此，分析它更应依靠档案，而不能只凭传闻。
1945年纳粹德国战败后，相关机构被解散，许多档案遭到销毁或散失。幸存的孩子、被迫分离的母亲以及长期寻找亲属的人，成为这项政策留下的直接见证。它所谓的“提高生育率”，从来不是普通公共政策，而是以种族等级为前提、以国家强制力介入家庭的制度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