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辽宁锦州沟帮子一处机耕队里，宋任穷一家面对的不是会议室，也不是机关宿舍，而是一间简陋到近乎无法正常起居的土房子。通知来得很明确：在京的部分老干部需要疏散，他被安排到基层参加劳动。
这次安排，宋任穷没有公开提出异议。对他来说，服从组织决定，是长期革命经历中形成的习惯。可当妻子看清那处住所后，事情却没有那么简单。
房子是干打垒式的，墙体粗陋，屋内阴暗。所谓窗户，不过是在墙上挖出一个洞，再蒙上一层塑料布。室内地方很小，灶台和风箱占去不少空间，真正能够坐人的地方，只剩下土炕。
若只是一个人居住，或许还能勉强应付。问题在于，宋任穷并非独自前往，妻子和孩子也要一同生活。这样的房间，连转身都不宽裕，更谈不上一家人的正常起居。
妻子看完后，态度很直接：“这个条件太差，不能这样住。”
宋任穷本人倒没有多说什么。他被安排与炊事班战士住在一起，面对大通铺式的住宿，也没有表现出特殊要求。按当时的工作安排，他需要到机耕队劳动，生活条件自然不能与过去相比。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事情发生变化的，恰恰是妻子的坚持。她并不是嫌弃劳动环境，而是认为一家人挤在没有像样窗户的土房中，既不利于生活，也不符合实际情况。经过反映，相关方面重新作了安排。
这一调整并非简单换一间屋子。宋任穷一家后来被安排到第三十九军所属农场，那里有三间房，居住空间明显宽裕许多。他也不再与机耕队炊事人员挤住，而是转到农场参加养猪、收庄稼等劳动。
从大院到农场，变化并不只体现在住房上。宋任穷过去长期担任重要职务，生活环境和工作内容都曾处在较高层级。此时却要面对土房、农活和基层劳动，这种落差，放在任何人身上都很明显。
但他的经历并不是普通干部能够相比的。宋任穷早年参加革命，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承担过重要军事、地方工作。云南解放后，他担任过云南省委书记，后来又参与西南地区的重要领导工作。
1955年授衔时，宋任穷被授予上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有长期留在野战部队，而是转入军队干部管理和国家工业建设领域，承担的工作依然分量很重。
1954年，他调任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负责协助处理日常工作。这个部门掌管军队干部工作，涉及面广，事务繁重。罗荣桓兼任部长期间，宋任穷在实际工作中承担了大量具体任务。
1956年，面对国家工业建设对干部的需要，他主动请缨离开军队系统，后来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参与原子能工业建设。这个选择，说明他并未把军队经历看作个人待遇的凭借，而是根据国家需要调整岗位。
1960年以后，他又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6年，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就职务变化而言，他曾经站在很高的位置，后来却被安排到基层农场劳动，反差确实不小。
1967年后，受当时复杂局势影响，宋任穷被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多。到1969年10月，他和其他在京老干部一起被疏散到外地，地点便是辽宁锦州沟帮子。
需要说明的是，他对生活条件下降没有提出过多要求，并不代表实际困难不存在。干部本人可以少讲一句，家属却必须面对吃住、通风、孩子起居等具体问题。妻子的反映，正是从日常生活出发提出的现实要求。
搬到农场后，宋任穷参加的工作十分琐碎。养猪、收庄稼，都不是纸面上的安排，而是需要真正下地、出力的活计。对一个长期从事军政领导工作的上将来说，这种转变相当彻底。
那几间房子，后来成为这段经历中最具体的细节。宋任穷没有因为过去职务较高而争取特殊待遇，妻子却没有接受明显不适合一家人居住的条件。一个保持沉默，一个据理反映，最终促成了住宿和劳动地点的重新安排。